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

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并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深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三种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制度障碍问题,分析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农民经济行为的二重性与土地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积累和土地资金投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功能的土地制度,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而进行土地制度建设,必须从目前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出发,着力于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民的经济行为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土地制度只有适应它的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深入考察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特点和内部矛盾及其与土地制度的关系,才能把握土地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构思和实施方案。     

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文章将农作物种植分为粮食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两大类,传统上我国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作物总的种植面积减少,城镇化发展吸收了农村更多的劳动力并吸引着居民的迁居,甚至消费结构及偏好的改变,从而影响着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逐渐发生调整.文章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验证城镇化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程度,发现城镇化率提高1个单位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约为0.4个单位.最后文章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作物种植的现实情况,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即提高土地利用率、保障粮农切身利益、完善农作物信息平台、适当的加大粮食作物进口、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化进程中吉林省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进程倍加关注,我国经济和社会机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对农民更加重要不可缺少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正规的、合理的征收农民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城镇化建设才能更好的发展,并发挥其在社会中的经济作用。因此研究如何保障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有着重要且势不容缓的意义。从地权益现状着手,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从城镇结合地域为切入点着手,分析并提出吉林省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何构建城镇化建设地区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机制,并提出建设对策。     

论农民的土地权益

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即土地权益才符合增加农民收入的本义;让农民土地入股获取分红的做法是不懂土地与资本的区别;农民获取土地权益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     

生计与生态关系之探讨——以台湾南投信义乡潭南村之布农族部落为例

台湾布农族早期的经济完全依赖山田烧垦的生计方式,配合狩猎及采集活动形成一个消费自足的经济体系.随着小米作物种植,发展出了对自然生态环境充满敬畏情怀的各种岁时祭仪的传统文化.然而在政府政策及市场经济等外力因素介入后,布农族为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需求而改种经济作物,尤以槟榔为大宗.而槟榔树的种植需砍伐山坡地的其他林木,对土地的水土保持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除了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伤害,部落内有关小米种植时所举行的岁时祭仪传统文化等亦逐渐式微.因此,在生计与生态之间找出平衡点,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思考:一个退出权操作方案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不同分化类型农民普适、农民自愿、渐进有序推进的原则。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焦点是赋予农民退出权。建立退出权的实施机制,包括明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制定退出权行使规则,建立退出工作程序,对退出农民经济补偿,建立退出扶持资金和退出土地处置原则。     

农村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存在的困难--兼论农民对土地决策基础从生存伦理向经济理性的转移

从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的主要困难, 从大到小依次为: 经济收入比较稳定的工作难找、房子太贵、社会保障没有或不足、一旦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就没有保障、集体对农民放弃土地不给予经济补偿、转为非农户口难、不习惯城镇生活。这些困难的解决, 有利于降低农民对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依赖。从总体上讲, 本文研究的结论也印证了Scott关于“小规模土地时农民的决策基础是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的结论。启示是, 在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生存伦理基础。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下的土地撂荒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土地还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随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是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矛盾;二是发挥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是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确保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基于1149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土地情结正处于变迁之中,但它的经济意义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基于1149份问卷数据系统研究了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经济意义。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土地情结已经由传统社会时期"生作耕、死作葬"式的一元形态,转变为传统与现代杂陈的多元形态;这种变迁的经济意义表现为,土地情结越浓厚的农民,越期待私有土地产权,并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意愿也越强烈,但离土创业的动机却越弱。由此给土地管理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即土地情结浓厚时有利于保护耕地质量,却阻滞了土地流转;淡化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却又对耕地质量保护不利。要解决这一两难困境,有待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和创新。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与农民的社会保障

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 ,失土农民的生存权和农民的社会保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文章对目前我国失土农民安置和补偿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及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认为农民社会保障与土地问题并不是两个孤立的问题 ,政府必须通盘考虑 ,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中有关征地补偿的规定 ,在实务中将土地利用、土地征用补偿、失土农民安置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矛盾激化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论邓演达农民土地理论的思想渊源

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并发展、完善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理论;他的家庭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他形成农民土地主张提供了原始的基础;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就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政治问题,形成自己的较为激进的农民土地理论;他受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他的农民土地纲领中有所反映,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太平天国的做法,而创造出一个没收与收买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要素流转制度创新与农业现代化

土地、农民和科技是农业生产的三个重要的要素,也是当前农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土地、农民和科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影响到农业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影响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现在土地、农民与农业科技的利用及流转方式是与传统农业形态相一致的,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相矛盾,因此必须加以改革。本文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的高度出发,以农业经济增长、农民增收为切入点,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的土地、农民及科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即通过改革实现土地资本化、农民市民化、科技产业化。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承包权的稳定性、继承权等;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则比较着重土地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提供多样化制度供给,完善土地产权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商品经济与土地流动

一、土地流动的客观必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土地合理流动.就农村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土地是按人平均优劣搭配的,这从客观条件上提供了从同一起点上起跑竞争的均等机会.在起步之后的竞争过程中,土地则应当向竞争中涌现出的种植能手集中,不能让当初为了提供均等机会而将土地分割得过于零散的状况继续下去.这既是为种植能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也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清康雍乾山东与德国巴伐里亚农村土地状况的比较

康雍乾时期,“耕者有其田”是山东农民一如既往的愿望,但却是德国巴伐里亚农民的划时代要求。在18世纪世界经济转型以前,在整体上,“耕者有其权”是巴伐里亚农民的生存依据,但却是山东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本文以康雍乾时期为历史中折点,说明: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迫使山东农民必须承负国家的、官府的和家庭的责任。比较之下,土地占有权向着土地耕种权的变化达到极限,使巴伐里亚的农民借助于新型社会的到来转变成为拥有土地占有权的国家公民。     

权利思维方式视阈下的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基于农村征地纠纷的思考

土地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源,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在我们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土地权利是农村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我国正处在战略机遇期,民众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利益冲突不断出现。如何面对土地的巨大增值,尤其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成为一个重要而又难解的社会命题。这一命题的正确解读有益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从权利思维方式的视阈研究我国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可以从法律规范之外的视角更全面的地考量我国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而这一研究在农民权益保护研究领域中尚处于薄弱环节。从权利思维方式角度研究中国农民土地权利,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中国农村法律体系的发展,二是在平等基础上重构权利主体的角色和地位。     

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之间联系紧密 ,难以分隔 ,但农民问题则是三者中的本质性问题。造成农民增收的限制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相对剩余对增产增收的影响 ,所殃及的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结构调整又受限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用途的管制等。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有三 :一是靠农民用技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经济规模 ;二是政府加快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 ;三是需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发展。     

新疆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几个政策问题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经营土地是亿万农民主要的谋生手段。土地制度建设的状况以及土地经营的好坏,不仅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亿万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和农民经营土地的好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供应状况,有着十分明显的制约和调节作用。因此,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