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适用该原则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资金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比较《京都议定书》和同样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并分析气候变化谈判截至2010年底的最新进展,本文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合法性基础应当重塑为自然资源主权和无害国外环境原则,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利益的公平分享。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论环境责任的国际公平

环境责任的国际公平诉求,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责任和环境负担能力差别,要考虑历史排放责任和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因素,确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分配与社会公正

转基因食品存在环境风险、人体健康风险和社会伦理风险,其风险根源存在于多个方面.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分配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从当代向后代的转移趋向,正在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的贫富差距和风险地位差距.为确保转基因食品风险分配的社会公正应主要秉持可持续发展、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公众利益优先性、相互尊重等四个原则.     

跨国公司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随着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污染转移的现象日渐突出.跨国公司实施污染转移的操作空间、途径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建立国际法管制方面来控制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促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享受国民待遇的同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以全球环境保护的战略眼光,在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高的环境标准,共同保护东道国乃至世界环境.     

论哥本哈根协议的法律价值——兼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律措施的完善

《哥本哈根协议》坚持并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双轨制谈判进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与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的权利义务,强化了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法律规定,积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减缓行动的衡量、报告与核查方面的基本权益,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以前2℃的长期行动目标,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大步,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法律价值与行动指南意义。落实哥本哈根会议承诺,中国应积极完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空间碎片减缓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空间碎片减缓领域,适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具体而言,在空间碎片减缓问题上,适用这一原则包括各国均负有减缓空间碎片的共同义务,应为各国设定必须遵循的最低减缓标准,应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实行差别待遇,航天大国应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支持几方面含义。     

在公平原则下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各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义务分担应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以体现公平性。按人均累积排放趋同原则分配和使用全球碳排放空间是公平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发达国家的高人均排放过多占用了全球的排放空间,严重背离了公平原则,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公平发展的机会。由于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发达国家过高的人均排放仍将进一步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因此,2012年后发达国家必须进一步深度减排,以为发展中国家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也必须依照《公约》的规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我国当前面临对外争取排放空间、对内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在对外维护我国公平发展权益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论发展中国家对待WTO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立场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防御立场,是使WTO多哈回合环境与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贸易与环境问题谈判本身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没有切实履行承诺、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不足以及WTO决策程序和谈判规则的不民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采取防御立场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要在今后的谈判中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就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合作,同时制定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