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的角色竞争

在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角色.     

两种国际新秩序观的斗争

国际秩序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综观90年代以来各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真正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新秩序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映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的观点。美国鼓吹的是以美国为领导,以西方富国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国际旧秩序的不公正待遇。为此,中国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主张,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关于中国国际新秩序理论探讨——中美关于国际新秩序构想的比较

国际秩序是指处理国际事务和各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中国一向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张的国际新秩序明显具有“泛美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特征。二者主要在目标、基础、本质、利益倾向和设计模式上存在不同。国际秩序与国家利益、国际冲突相关联。由于中国主张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代表了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它最终一定通过战胜代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美国的国际新秩序而实现     

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

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中国的国情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对世界大战作出了新论断，为世界和平提出了新构想，对国际秩序提出了新认识，对世界结构进行了新划分，为国际关系贡献了新准则，为新中国外交制定了新政策，对世界未来走向提出了新看法。实践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定位。探讨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     

宗教与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而这一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秩序.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与宗教密切相关,而对行为体有限制和约束力的国际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宗教也存在多层次的关联.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势在必行

国际关系史表明,每次国际格局变动都会引发重建国际秩序的斗争。当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正是两极格局瓦解,国际新格局形成中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旧秩序既不合理,又不公正,并给世界人民造成许多严重后果,因此否定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在世界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各国根据其国家实力地位和战略利益需要,纷纷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力图主宰世界,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故其斗争的实质,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新形势下进行的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斗争。故具有非常的紧迫性。     

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政委

西班牙内战（1936.7.18—1939.4.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内战爆发后，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纷纷志愿进入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国际义勇军），和西班牙人民一起奋战。国际纵队中有以谢唯进为核心的100多名中国战士，谢唯进还担任了炮兵政委一职，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试论国际制度下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催生国际制度。利益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认识和实践中逐步显现，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国际制度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际制度不是完全被动的，其一经产生就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国家利益产生教育、引导、保障、限制、促进等功能。一国在国际制度中扮演何种角色，对该国国家利益具有的重要影响，为了争取国际制度保障国家利益，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制订与执行。     

论反垄断国际合作

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纳入到全球竞争的构架中,国际竞争因素对各国国内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为维护本国竞争秩序和国家经济利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并在其中规定了域外适用原则.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确立的相关原则也对各国的竞争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定国际统一反垄断法的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中国必须加强反垄断国际合作,以改善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秩序.     

国际法律秩序演进的历史分析

国际法律秩序由相互关联的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构成。国际法律秩序的演进根据其主要的特征可分为军事征服期、政治冲突与协调期、经济协调期和社会文化协调期等四个时期，其演进源自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做出若干预期。     

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

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中国的国情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对世界大战作出了新论断 ,为世界和平提出了新构想 ,对国际秩序提出了新认识 ,对世界结构进行了新划分 ,为国际关系贡献了新准则 ,为新中国外交制定了新政策 ,对世界未来走向提出了新看法。实践的结果 ,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探讨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十大发展趋势

在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国际政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处于格局转换、秩序再造和力量重组中的国际政治呈现出了诸多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十大发展趋势：国际政治体系的全球化；国际格局转换模式的更新；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再造；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异；大国关系的变动与调整；世界经济政治效用的空前强化；科技因素政治功能的显著加深；文化因素影响国际政治的表层化；民族主义浪潮的扩张化；第三世界的消退与分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际角色:《经济学家》中国叙事分析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国际角色也在转换。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问题由此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从叙事学视角揭示了西方重要政治经济周刊《经济学家》自1985年来有关全球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和自1980年来有关气候变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并对该刊在两个语境中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建构进行了分析,以考察中国对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他者建构的中国国际角色是否一致,以及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启示。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与中国的自我定位有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角色紧张。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角色定位上改善话语方式,强调宏大的全球叙事策略,以缩小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扩大全球人类理想的共核部分。     

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历史进程中的国际角色转型

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历程,是中国国际战略角色不断转型并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放弃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推动多极化,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所作为＂将是本世纪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际角色:《经济学家》中国叙事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国际角色也在转换。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问题由此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从叙事学视角揭示了西方重要政治经济周刊《经济学家》自1985年来有关全球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和自1980年来有关气候变化新闻故事中的中国叙事,并对该刊在两个语境中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建构进行了分析,以考察中国对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他者建构的中国国际角色是否一致,以及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启示。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与中国的自我定位有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角色紧张。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角色定位上改善话语方式,强调宏大的全球叙事策略,以缩小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扩大全球人类理想的共核部分。     

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动力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解何种条件下和平变迁能够得以推进,依然是世界政治研究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平变迁的国际政治秩序有三个动力,可以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秩序构建过程,分别是规范的动力、理性的动力与制度的动力。战争是过去几百年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将来国际社会中和平变迁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如何在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中,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是值得中国审慎思考的问题。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