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对秩序正当性的追寻

人是群居生活的动物,要确定群居的秩序,即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夏代之前的政治秩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决定,其原始信仰是自发性的,不带有人为性。随着“绝地天通”事件的出现和由“禅让制”转为传子制度,政治秩序和信仰都掺入了人为因素,人伦成为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夏代的人伦虽然不同于周代的宗法人伦,但它已经为未来中国人的道路指出了一个方向。     

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

两种文化接触后的“涵化”情形，是十分复杂的。更多的学者强调其过程中的互动，而就作为主体或者客体的其中任何一方来说，都处在不断的“整合”流变之中。用此种文化理论来反观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变迁，都会颇具启发意义。本文以周代前期的文化整合为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谓：“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代新文化是如何“兴”的呢？孔子说它是“监于二代”①，“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②。周文化对殷商文化的“损益”，可以说是一…     

试论周王后服饰的礼制内涵

周代是中国礼仪冕服制度的形成时期,周王后的服饰是礼制要求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制衣之人的专门性及其地位的低下体现了周礼的阶级性;服饰的图案、颜色体现了周礼的等级性;服饰、佩饰的多样性及穿戴场合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复杂性;王后祭服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周礼重祭祀。     

夷夏关系新论

夷夏关系新论王宁现在一些论及夏代历史的文章。无一不谈到“夷夏之争”的问题，且无一不把夷夏分为二族，甚至对立起来，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一首先说“夷”，严文明曰：“夷犹人也。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称东方为人方。周代文伙...     

禹夏与尚忠的夏文化

禹是夏的开创者，但夏代还没有文字出现，历史上对禹与夏多有质疑。而考古发掘的彝器文物，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魏庄子、伍员等人都有禹与夏代历史的叙说，这与《尚书》的记载是一致的，证明禹与夏绝非只是传说，而是确实存在的历史。虽然关于夏代礼制的诸多记载多不可信，但却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从文化的传承看，夏是三代文化的开端，孔子讲三代礼的损益从夏开始，董仲舒以尚忠为夏代文化的特点，都有可信的历史印迹。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周代乐教思想体系的系统厘析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的思想启蒙,表现为“人道”对殷商“神道”的袪弊。周代思想家讨论的“人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乐教”就是周人“外王之道”中辅助礼教、实现德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周公制礼作乐,音乐理论在周代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历史演变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审乐知政”“和乐成顺”的音乐功能论。对周代乐教的思想体系作出系统考析,不仅可为全面认识周代音乐理论的辉煌提供可贵的参考,而且对于今天认识音乐的真谛和使命具有值得珍视的启示意义。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中国古代的礼仪及其教育

论中国古代的礼仪及其教育许启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是文明古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早在公元前２１世纪—１１世纪的夏、商两代，礼仪就很盛行。到了西周，周公在沿袭过去礼仪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周代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制礼作乐。他把殷代那种原来重视祭祀天、...     

试论战国族坟墓的起源与发展

从原始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要经过家长制家庭公社。家庭公社在经济关系上是土地公有;在亲族关系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家庭;在生产关系上即农村公社。其埋葬习俗,则是“公共墓地”制。周代氏族宗法制度,就是由这种以血缘为主的族制系统改造而成的。反映在墓地上的是族葬制,即族坟墓制度。族坟墓有两种,即“公墓”与“邦墓”。“公墓”是国君、王室等贵族墓地;“邦墓”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人”墓地。两类墓制的共同点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葬,同一墓地的死者都是同族或同宗者。族坟墓制度随农村公社的存在而存在,它从一个侧面揭示族坟墓制度是当时亲族关系和土地国有制的局部反映。     

略论周代史官宗教思想的“人文”取向

周代史官的宗教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倾向。他们论证神灵的本质、神人关系及神道作用，无不以“人”为其最终的价值取向。周代史官认为，“神道”是“天道”的派生物，对于“天道”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对“天道”的充分论证，化解了周代史官对于神灵的畏惧，从而突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和意义。由于我国上古时期的“天道”脱胎于巫术对于所谓“世界法则”的描述，因此周代史官宗教思想中的这一“人文”倾向，实际上是我国上古文化前宗教性因素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积极产物。     

《尚书》“时日曷表,予及汝皆之”新释

殷伟仁此文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二期.文章对《尚书、汤誓》中“时的曷长,予及汝皆亡”一语,作了“新释”。“时”,《史记、殷本纪》引作“是”,作指示代词“这个”讲.“日”,即时间、时候.解“日”为太阳,并喻夏桀,于理难道.其一是,夏代的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夏历与农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难道夏代农人连太阳晨出暮落都不知道,会以为太阳死亡吗?其二是,把“日”解作太阳已久妥,复谓“日”喻夏代众人恨透了的夏     

略论西周的选士制度

西周选士制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较完备的选举形式,在选举制度的沿革史上有开拓先河的地位。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西周社会的历史状况。 一、西周初的“尚贤”观念和选士概况 “选贤任能”是西周以前就比较盛行的观念。相传在尧舜时代,就有“四岳”荐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选举传统。据《尚书·立政》记载:商汤以夏代“三宅”法为基础,     

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

本文从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章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夏代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已具备了文明时代应具备的条件：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生活中较普遍使用，城镇形成和出现较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并出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特别是当时国家机构已经形成，甚至相当完备，行政职能、行政区划以及刑法、军队都有一定规模。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一样，五帝时代也处在小国争霸到统一国家建立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不是夏代，而是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五个阶段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于周代形成、汉代确立、唐代创新、明代强化、清代完备,同姓藩国、境内属国、羁縻府州、都司卫所和藩部曾分别是上述五个阶段中的藩属主体,藩属制度在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中国古代服饰审美特性谫论

中国自古崇尚衣章制度,如《易·系辞》中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礼记·中庸》记载“春秋修其宗庙,陈其礼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义·衣裳》中也谈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表德劝善,别尊卑”。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在服饰方面已有一定规范,而这规范的表面形态同时亦反应其内在实质的涵义如审美取向、人文思想等。服饰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时亦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中国古代服饰审美可具体化为功能美、形体美、时尚美。一、功能美服饰首先应是一种符合功能和自身需求的形式,服饰美被认为…     

论赎刑制度

论赎刑制度童光政龚维玲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发达的反映，它从夏代产生起，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直到清末引入西方法制，才被取消。赎刑制度在中国古代刑法的执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目前学界对它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价值认识不一，在强调刑制改革的今天，对它进行分析...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