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主体与主体的经济学──从“经济人”看经济学与经济的发展

“经济人”是经济分析的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在主线；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核心即是实现由“经济人”所体现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价值。我国经济学研究尚未给这个命题以应有的重视，具体体现为对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宰作用的政策机制的行为研究不足，在实践上，经济主体长期处于消极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重树“经济人”的形象，重构“经济人”活动的政策空间。     

走向对话交往的现代伦理生成机制

在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公平与平等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反映到道德立法领域,过去那种由少数道德精英垄断道德立法权的情况,已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现代语境下的伦理道德生成机制已由以往的少数社会主体的“独白”,变为全部社会主体建立在理性交往基础上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排斥国家在伦理道德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宁说国家与市场化改革后方兴未艾的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已成为现代伦理生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

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制经济,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一句话,“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是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思想及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首先扼要介绍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缺乏微观分析基础以及违反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批判，理性预期的假说，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政策见解。其次，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理性预期理论作了一个简评。最后指出了理性预期学派思想对我国经济学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启示：1．在我国同样需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2．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者需认真研究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3．政府若想得到全社会成员的积极配合，使政策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政策的“朝今夕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先验理念的第三冲突与康德的自由分析

康德的自由在其理论理性里被视为一种超验的“理念”,而非认知的对象,然而,这种理念的自由却是其理论建构的源头和基础,在这一方面的任何缺失都会损害其自由理论的完整性。因此,从先验辩证论的视角来看自由的设定、自由和必然的对立及两者统一的可能性,是拓展康德自由研究的有效途径,也是作为现象主体和理念主体的人达到内在统一何以可能的理论探索。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关于必然中包含着自由“命题”的遐想

一、黑格尔在批判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者把自由和必然认作彼此抽象地对立着的观点时指出：“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种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①。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不仅提出了“自由中包含着必然”的命题,而且提出了“必然中包含着自由的命题”。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中包含着必然”命题的深刻理解。宗教神学把必然的自然现象看成是上帝的创造和智慧体现．如果由此把…     

试论“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及其现实影响

“天人之辨”、“天人合一”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所在。那么，如何对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一番全方位的评估呢？我们认为：一、“天人合一”究其实质是个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奥义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精神在神州大地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已积淀，凝结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天人合一”首先是个哲学命题。说它是个哲学命题，因为它是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这样一些永恒的哲学主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历史表现。对此，中国…     

市场化力量的缺失:对20世纪中国合作社经济困境的一种诠释

合作社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或主体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简单说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社经济制度,在20世纪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概括而言,“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就在于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费希特对康德先验自我的逻辑化统一的努力

费希特的知识学以活动自我摆脱了康德悬拟的自在之物的枷锁,由此确立起主体、自我意识对客体、实体的绝对自由。费希特以活动自我为出发点建构了知识学体系,这一体系由三个命题构成: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费希特通过对活动自我的逻辑演绎,使得由康德割裂开的先验自我,在逻辑的方式下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只局限在自我意识的反思中,主体与客体并未达到内在的、现实的统一。     

实践理性抑或象征理性——萨林斯对形式主义知识体系的解构与反思

萨林斯从象征理性层面,对形式主义知识传统进行了全面解构,形成了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著名命题。萨林斯批判了功利主义人性论,探讨了西方人性中关于"罪恶"、"利己"和"需求"等观念的道德根源,认为这种人性观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的复归。最后,他基于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实践逻辑的考察,驳斥了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人等抽象观念,赋予了人类经济行为以坚实的文化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萨林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困境,他忽视了多种文明形态中人类经济社会行为逻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天人合一”命题与主体意识倾向性的调整

基于“现代”时间维度和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文化潮流而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和价值评价,是任何社会进步过程中经常相伴发生的必然现象。从时代根源意义上说,这种反思和评价来自在复杂的背景条件下开放性社会系统结构的巨大变革对于建设现时代民族性新文化体系及类型的内在要求和冲动,它促使许多理论工作者研究取向于多视度、多层次、多结构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核心精神及其在今天的价值效应。本文的研究取向是通过对“天人合一”命题的分析及其奠就的中国传统哲学伦理道德型的人伦主义中主体意识倾向性特征,从而揭示现时代主体意识倾向性调整的现实性以及这种调整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自生自发的秩序”及其内蕴的不平等思想

“自生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知识论基础是理性不及的知识观,其基本特性有:首先,“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基础是参与者个人相互之间的行动与预期的一致性;其次,“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社会主体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再次,“自生自发的秩序”为多元社会主体达致其各自特别的目的创造了有益的条件.“自生自发的秩序”对自由的依存、对私有制的倚重,因市场体制的运行而内蕴着不平等.哈耶克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不平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要注意一定限度内的不平等的合理性.     

论康德“二律背反”是主体的辩证法

康德的二律背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揭示出“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自身和认识中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认识进程中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其存在是必然的、客观的,并且是主体自发产生的,因而是一种能动的“矛盾说”或“辩证法”。同时二律背反也揭示出主体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而把人类认识由机械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方向。二律背反所确立的辩证法,就是主体的辩证法。本文试就主体认识进程来探讨这一问题。     

论主体知识对认识活动的负面影响

主体知识对认识活动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知识对认识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其本质的基本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对认识的发展也有阻碍和桎梏作用。本文试就主体知识对认识活动的负面影响作初步探索。一、主体知识的双重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主体知识的性质具有双重性：知识本身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表现，而且也是对自己本身的表现；主体知识的内容也具有双重性：有现象的知识和本质的知识、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的知识、零散的知识和系统的知识、经验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感性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关于该客体的知…     

知识、科学与自由：“理性建筑术”的三重维度探析

建筑术的原意是用“原则”统摄“杂多”的系统化方法。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按其本性是建筑术式的,纯粹理性从先天原则出发,依照内在目的拟定出一个“完备计划”,并在其展开中统摄各种“构件”形成体系。理性建筑术作为先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康德解决“知识”、“科学”与“自由”等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人格、法权与所有制形式--张东荪论中西人文精神差异之根源

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张东荪特别讨论了人格问题。他承认，人格（personality）本质上是欧西的，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一理念。但是，一个理性与民主的社会“必须有精神自由，要精神自由必须有人格成立”①，因而，人格的建立是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追问：人格生成的基础是什么？张东荪的回答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及个人对自身存在的自觉。古希腊人把个体视为最终的实在，国家与社会只有作为个人达到最圆满生活之理想的工具时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欧西的人格观念奠基于希腊决非偶然。但在中国思想中，个人…     

“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把秦至清之间的政治体制称为“专制政治”是民国至今许多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重要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民国成立后,该观念作为合法、权威历史知识嵌入到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被广泛学习与传播,逐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自民国以来建构的观念,不但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理性反思.     

知识创新的经济评价

知识创新是主体依靠知识进步改变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主体与知识创新构成双重关系：既是认识与实践主体,又是评价主体。主体不仅是实际地从事知识创新活动,而且要对这种活动的价值与意义作出实际的评价,全面分析、正确认识知识创新的效果与效用。事物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评价也具有多种角度与标准。知识创新的基本功能是经济功能,是改变了经济生产效率和经济行为方式的活动。因此,知识创新评价的基本维度是经济维度。一 经济活动是人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以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活动有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这就产生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