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富轼历史观的探讨

金富轼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撰写者,其史学观层面丰富,其中,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文章认为,金富轼的历史观中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正统、渤海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史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而合理的。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登轼而望之”新解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出自《左传·庄公十年》,注本多将"登轼"连读,理解为动宾关系,不妥.近有标点作"登,轼而望之"的,将"轼"解为"凭轼".此说标点甚优,但"轼"字亦当另求解释.首先,《左传》中另有"凭轼"的用例,《僖公二十八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即"凭")轼而观之."这表明《左传》中"凭轼"与"轼"的分工明确,不能相混."凭轼"说脱胎于贾公彦《周礼·冬官考工记》疏,有"式敬"作为目的,而"轼而望之"并无式敬义.其次,《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式,谓俯下头也……于时立乘,若平常则凭较."据此知古人立乘一般是凭较的,"立乘"和"凭轼"是两个不能同时发生的动作.再者,古制轼高3尺3寸(折合成今制不过2尺多),     

论高句骊与王氏高丽无前后相承关系

高句骊族是我国汉至唐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骊人在其建立的高句骊国（自南北朝起亦简称高丽，本文下称之高氏高丽）于公元６６８年灭亡后的去向，拙文《高句骊族族源与高句骊人流向》有详细论证，简言之，迁居中原各地的约占其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或近四分之一；投奔或归人新罗共约１０万人，不到迁居中原的一半或只占三分之一；投归（渤海）的在１０万人以上；散人突厥的约在万人以上①。公元９１８年王建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创建高丽国（本文称之王氏高丽）。五代以降我国史学家在为王氏高丽作传时，将高句骊历史述于传前部分，有的…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后,把大批渤海民众迁往其内地东京、上京等地。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渤海民众陆续迁往朝鲜半岛。对于迁往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的族属、族源以及他们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渤海国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中国地方政权与国外政权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迁到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王氏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属于不同民族,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     

宋诗人萧贯生卒年考

萧贯生卒年,《宋史》卷四四二本传失载。《全宋诗》小传定其卒在景祐四年(1037),所据乃孔武仲《萧贯之挂冠亭记》(《清江三孔集》卷一四)。《挂冠亭记》云:"贯之之没,今五十年。天下之人皆知其可用之材,而未必知其高尚之志,非有子,其能追迹而显扬之欤?于是又知潜夫之贤也已。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鲁国孔武仲记。"《挂     

王夫之《惜余鬒赋》考述

《惜余鬒赋》是王夫之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撰著和康熙三十年(1691)夏季书写给他的学生兼儿女亲家衡阳唐端笏的,流传至今已有三百二十年历史了。它与是年深秋王夫之撰写的《船山记》同为王氏晚年绝笔之作。为了深入研究此赋,特将赋主唐端笏,以及是赋的撰书年代、内容题跋、版本流传等情况考述如下,疏漏之处,望识者正之。     

《四贤记》本事见于《辍耕录》

明汲古阁刻本《六十种曲·四贤记》凡38出,叙元代乌古孙泽、妻杜氏、妾王氏、子良桢一家四人忠孝节义事。此本传奇,系万历间江苏昆山鹿城人狄玄集所著;明代吕天成《曲品》著录云:《四贤记》,《辍耕录》中,载此乌古保事,内配最贤,可以风世。吴书荫先生笺注说:查今本《南村辍耕录》,不载此事,或为吕氏所误记。(《曲品校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全宋文》补遗

《全宋文》的编辑出版,对宋代文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均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宋代文体的众多,作者的繁杂与载存文献的多样,其偶有遗漏,亦在情理之中。《景定建康志》是南宋理宗景定年间由马光祖主持、周应合纂修的南京地方志,其内收有马光祖文9篇。但在《全宋文》中却既无收马光祖其文,又失载其人。故而在此补出马氏9文:分别是《〈西山真公记〉跋》《凤凰台记》《〈程子〉序》《通江馆壁记》《先锋马建寨记》《雨花台记》《平糴仓记》《平糴仓后记》和《平糴仓三记》。     

《茶经》成书时间考

唐代陆羽的《茶经》成书于何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跨度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未免笼统。考《茶经·八之出》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因此,弄清“浙西(浙江西道)”的设置时间和区域,当能有助解决成书时间。据新《辞海》载“浙江西道,唐乾元元年(758)置”,《中国历史大事年记》中唐乾元元年十二月条下有“置浙江西道节度使”之记。当时的浙西道管辖那几个州呢?《旧唐书》三十八卷有具体记载“浙     

许行及其农家思想

(一) 许行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农家。先秦史籍未记其事迹,《汉书·艺文志》也未载其著作。其主要言行,只是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简略的评述。据《滕文公上》所记,许行,楚人。生卒年不详,大体与孟轲同时,主要活动时间约在楚宣王后期至楚威王、楚怀王期间(公元前349—前299年)。许行有门徒数十人,都穿着粗麻短衣,以打草鞋、织席子为     

枢密院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

齐辛同志《枢密院始于晚唐》一文(刊《学术研究》1988年4期)依据《东观奏记》、《唐语林》等材料纠正了《辞海》的有关不根之说。文章很有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言《枢密院始于晚唐》似仍未为允当。《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常识》(臧云甫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云,枢密院,原系内侍省,宦者为之,创于代宗时。但不详所据,故只能作为一种说法。又《石林燕语》卷四云:“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读贵刊1983年第3期新载张仲良同志《〈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一文,题目与内容对照,发觉该文题目大误,当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表》之校记。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晋之专表,于晋厘侯元年(前840) 起。张仲良文中所举诸条,均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而《史记·六国年表》,晋无专表,以魏代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余萧客的生卒年(外一篇)--文选学著作考(二)

清选学家吴县余萧客著有《文选音义》和《文选纪闻》。《文选音义》,四库馆臣竭力贬斥,以为有八失,钱泰吉《曝书杂记》则云:“吴县余仲林集《古经解钩沉》极精博,所为《文选音义》则体裁殊不称,《四库提要》详论之……然《音义》多用直音,便于省览,载义门校语颇详,亦初学所不废也。”[1]卷上持论较馆臣平正。《纪闻》则多载《文选》有关典籍资料,当代学者视与《音义》并为清代选学家创业之作。《音义》初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纪闻》首见于余氏门人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氏之记,引起当代选学家的质疑。先看江藩的著录——(余氏)悔少作(…     

“五羊”新诠

“五羊”新诠吴之晋顾微《广州记》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本事又见清王漠《汉唐地理书钞》辑裴渊《广州记》。王氏考裴渊“晋、宋间人”①，此为五羊传说之滥觞。唐郑熊《...     

豫章旧志考述

豫章自汉高帝六年(公元前二○一年)置郡到唐中叶正式废止,共有九百余年历史,然而为其修志者,直至明代仍大有人在。据历朝正史《艺文志》、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所收书目初步统计,从三国到明代以豫章为名的地方志书共有十六种二十一部之多,它们是:《豫章烈士传》、《豫章旧志》(二部)、《豫章旧志后撰》、《豫章记》(三部)、《续豫章记》(二部)、《豫章古今记》、《豫章旧图经》、《豫章西山记》、《豫章职方乘》、《续豫章职方乘》、《豫章     

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兼论其与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黄宗羲在评价罗钦顺之学时引用了高攀龙的一句话:“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高氏此论源于嘉靖年间黄芳为《困知记》前四卷写的《序》(见《困知记》附录)。黄宗羲在引此话后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由此可见,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在明代中期和后期都曾受到很高的评价,而黄宗羲也是把罗钦顺作为明代儒释之辨的最杰出的代表。 罗钦顺(1465—1547)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弘治六年(1492),罗钦顺至京师,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参佛而有所悟阶段的开始;弘治十五年(1502),罗钦顺升南京国子篮司业,这是他“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国知记序》),知前所悟“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阶段的开始;嘉靖元年(1522),罗钦顺辞官不就,返回故里,这是他“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困知记》卷下),陆续写成《困知记》各卷阶段的开始。     

《宋书》校议(十五)

《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