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事为中心

高句丽政权是以高句丽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其政权当时统辖区域北占扶余,东伐沃沮,南侵乐浪,至萨水,但西方却受中原王朝全力阻击,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大规模讨伐,使高句丽政权濒于灭亡.     

读《史记·五帝本纪》札记

一、《史记》始于黄帝说一部《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首先提到的便是黄帝。就此清代梁玉绳曾设问说：孔子删《书》肇于唐、虞,系《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则本纪称首不从《尚书》之二帝,即从《易辞》之叙五帝,庶为允当,而以黄帝、颛喾、尧、舜为...     

《元史·世祖本纪》献疑一则

正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记载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差官考试汉地儒户,最终确定免差的儒籍数额:(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其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第180~181页)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即至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此次汉地试儒,其中主试河南的是王恽与陈祐。《元史·王恽传》记载:(至元)十三年,奉命试儒人于河南     

《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

郑樵《通志》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是,《史记》的《表》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对此作过一些清理工作,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简称《札记》),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其中有些成果被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吸取,不过中华本的《表》中仍有若干舛谬有待订正。本文仅就《六国年表》中的《晋表》作了考订,以供晋史研究者参考。     

《史记·高祖本纪》志疑一则

《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①上文说刘邦与杨熊战于白马,《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秦纪》均从之,当今学者的有关论著也多有信从。但笔者怀疑,《史记》上文记载刘邦与杨熊"战白马"是错误的,试证之如下。     

《宋史·本纪》的系时特点

自司马迁《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典范后,一千多年来纪传体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统,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始终,其影响可谓深远。纪传体史书分为纪、传、志、表四部分,各部分体裁、内容互不相同,其修纂之笔法义例亦各不相同。本纪以帝王为核心,以编年为形式,提纲挚领,为一代史事之大纲,在纪传体史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编纂方式上也自有它的特点。了解和认识这种文体的编纂体例、书法特点,对于正确阅读和使用本纪十分必要。我在考订《宋史·本纪》时,发现不少学人将《宋史·本纪》本来无误的记载说成有误,由此而致变是为非,厚诬…     

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

《三国演义》在我国是一部妇幼皆知的古典名著,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通行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订正过的《三国演义》(简称毛本)。是一个为专家和普通读者所熟知的本子。但由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一个下层文人,并非历史学家,因此原本《三国演义》中有不少明显的乖离历史、地理、历法、职官、人物实际的错误;毛本改正了一些。但《三国演义》中的这些错误仍然大量存在。《三国演     

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校记

结合修订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参考明清之际以前的十余种王锡爵传记,可以看出,其中8种对王锡爵以肯定、赞扬的笔调加以记述,其余则或客观记述、不加褒贬,或既有表彰、亦加批评.点校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万斯同<明史>等三书中的王锡爵传,文字大体相同,当是点校本<明史>通过殿本<明史>大体沿袭王鸿绪<明史稿>,而王鸿绪<明史稿>基本沿袭万斯同<明史>.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有两处标点失误,应予纠正.另外,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将王锡爵升任礼部右侍郎的时间记为万历六年,这虽与王锡爵行状、年谱等重要文献相异,但不必怀疑其正确性.     

《史记·殷本纪》“伊尹报”新解

《史记·殷本纪》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伊尹报",前人多理解为伊尹陈报政绩,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材料,此"报"与文中提及的"社"紧密相关,应是对"社"的一种祭祀,也就是报社。     

《战国策》校读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标点汇注本《战国策》(下称“今本”),是由清版本校勘学家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本嬗变而来,益加精勘,优于别本。无奈“《战国策》一书,汉代已无完本,刘光禄校定之三十三篇,是时去战国之世未远,巳叹为错乱相糅莒。”(郭希汾《战国策详注》)乃至今本,疑误甚多。笔者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校之,旁及《史记》、《韩非子》、《读书杂志》、《札迻》诸书,拨疑正误,兼下己意,为《战国策》校读记。今取二十九则属文托出,就正于名家通人。     

《满清纪事》校记

《满清纪事》一书,始见于扪虱谈虎客(韩孔厥)编辑的《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所见本是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题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五日第三版。据此书第一编编成于甲辰(1904年)六月,估计第二编初版应在1904、1905年之交。书中在《满清纪事》题目下注“采日本帝国图书馆手抄本”。正文后跋云:     

《三国志》校记二条

读中华书局本《三国志》,得校记二条,今录之,以就正于读者。 (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3页): (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绍,又附孙坚。二日,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按同纪(21页):(建安五年)“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据此可知,刘辟前此乃降曹,而非被杀。故前言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     

《史记》校记三条

近读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得校记三条,述下,以资参考: 1.《乐书》云:“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按,两节”字衍一。此文采自《荀子·乐论篇》:“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可为证。史公变荀文“合奏”为“奏合”,为古人行文惯例,“合奏”与“奏合”,义本一揆。从句法来看,“节”字亦不当重出。2.《扁鹊仓公列传》云:“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按,“药论”后夺一“书”字。这是史公叙事之笔,下文阳庆     

高句丽与北魏关系史料辨析——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中心

《魏书·高句丽传》反映魏丽关系的文字不足一千字,但已足够生动记录二者百年间的关系演变。从分析史料入手,看二者关系走向,进而明确该文献在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研究中的价值与地位。     

《明史》校记三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三条,今录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31《费聚传》(页3582):洪武“三年封平凉侯……明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大战白石江,擒达里麻。”按:“明年”,承上文的洪武“三年”,即为洪武“四年”,误。征云南,擒达里麻,不是发生存洪武四年,而是发生在洪武十四年。据卷2《太祖纪》、卷126《沐英传》、卷129《傅友德传》、卷132《蓝玉传》等记载: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     

《明史》校记两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若干条,今录两条如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44《顾成传》(页4075):[永乐]“六年五月召至京,赐金帛遗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抅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按:上述之事似不是都发生在永乐六年中。永乐八年田琛和田宗鼎始抅兵,“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见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卷316《贵州土司传序》说:“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     

《蜀王本纪》著者考

《蜀王本纪》成书后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著者。然而到了近代,学术界围绕"杨雄说"和"谯周说"这两大主流观点展开争论而莫衷一是。结合文献,以及扬雄文章的结构、语言、风格等特征,"杨雄说"更为合理。     

略谈沈伯俊重新评校《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所作的评点了。但是,毛氏父子的评点明显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近年来在《三国演义》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全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后的近20年来,经过10多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的研讨,引深了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沈伯俊先生长期从事《三国演义》的研究,他花了大量的心血,重新评校了《三国演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沈先生的“评校”,一方面是“评”,一方面是“校”。就“评”来说,有“回前总评”,即在每一回回目下对本回作一提纲…     

《明史》本纪记时勘误

《明史》为官修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正史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其本纪部分叙事简洁、准确,多为后来学者称道.但其纂修久历岁月,虽屡经编摩,其中的疏漏讹误仍亦难免.今据《明实录》、文集、奏疏等资料校读,考证,发现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本纪部分仍有一些讹误,且多为纂修之时资料参稽不审所致.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所载三国史料辨误二则

指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中,陈述“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取合肥,以雍为合肥长”和“（正始）四年司马懿拔皖”的两处失误,为人们研究三国时期合肥、皖城问题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并以此去继承顾祖禹经世致用的精神,以提高史料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