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观”辨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人间词乙稿序》) 关于“能观”,佛雏先生诠释说:“‘能观’者,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领悟’,叔氏称之为‘审美的领悟’。”“无此‘静观’与‘审美的领悟’,任何艺术(包括诗词)境界均无由形成。”“故诗人必‘无我’(高度的客观)而后‘能观’,从而到达“审美的领悟’。”即便认可王国维所说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与“静观”,佛雏先     

元人重“风”析

元人重“诗三百”,尤重其中的国“风”,原因有二:首先,元人以为“风”虽大半出自士夫所贱视的“闾夫鄙隶”(后期诗论者杨维桢语)之手,然而士夫之作却无法与之比况;还有就是“后世舍‘三百篇’(这里主要指‘风’)则无以为法者”(后期贡师泰语),“风”乃作诗准则这一点。 元人是这样分析的,后期李祁道:“……易以感发人者,莫近于十五国风,”因为,“十五国风“于人情为尤近”,元人既尚程朱之学,不会不崇“吟咏情性”之说,而“人情”的最佳表现就是“风”。——这是一。中期吴澄     

论元人诗论中的“情性”问题

元人是怎样认识诗歌创作与作者情性之间的关系的?以下我们将分别从情性的主导性、制约性和诗歌创作的目的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元人普遍肯定“情性”是人皆有之的。而诗歌创作和作者情性的关系,则情性是主导的,诗歌创作受到了作者情性的制约;换言之就是:人无情性就无诗。 后期诗论者、诗人杨维桢曾有一文写他一次与“同年(同中进士者)黄子肃”等人“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意思是闽诗胜浙。黄(闽人)是闽非浙的言论激恼了浙人杨维桢(杨籍贯乃今浙江绍兴),于是杨回击道:“言何诞也,诗     

元曲“稍瓜”再考

元曲中屡屡提及“稍瓜” ,为元人常食之物。郑光祖《伊尹耕莘》第一折王留说 :“俺虽是庄农田叟 ,闲游北疃南庄。新捞的水饭镇心凉 ,半截稍瓜蘸酱。”又如关汉卿《五侯宴》第三折 :“秋收已罢 ,赛社迎神。开筵在葫芦蓬下 ,酒酿在瓦钵磁盆。茄子连皮咽 ,稍瓜带子吞。萝卜蘸生酱 ,村酒大碗敦。”对此食物 ,今有研究者认为 :“元人作品中所说之‘稍瓜’ ,可能即今之丝瓜。”(林昭德编著 :《诗词曲词语杂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理由有三 :一是从季节看 ,“秋季 ,吃茄子的时期 ,也有丝瓜可吃” ;二是从形状看 ,元人说“半截稍瓜”而不说…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元曲中词尾“家”的用法

“家”作为词尾上古已见,元曲中,词尾“家”的用法广泛多样,有的虚化成熟,有的处于准词尾状态,还有的作为音缀存在。这种情况既与元曲的体裁相关,也是汉语复音化的影响所致。元曲词尾“家”的多数用例,后世不存。     

谈元曲兼及“一代之文学”问题

元曲乃中国古代文园艺苑中的一株奇葩，至今魅力犹存，以致被公认为“一代之文学”。然亦有未识见者，今试择其一二略作阐述，庶几愚者一得也。 一治元曲者极少不注意王国维的一段名言。这位誉满中外的本世纪初学坛巨率，在其所著《宋元戏曲史》序言中如此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这里将元曲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并列，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之代表文学，可见推崇之高。然而，就立论时代而言，王国维并非最早将元曲与唐诗…     

析元人的“诗为尤难”说

元代文人比较重视中国传统的古近体诗。他们态度严肃、谨慎,把诗歌创作看成能“与天地相流通”的盛事。元人对诗歌创作的高度重视,自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坚持了金元大诗人元好问力倡的“诗为尤难”的美学观点。那种“壮夫不为”的傲慢态度,在元人文集中,的确不易见到(笔者不学,仅在元后期吴莱诗中找到一例)。元人的“诗为尤难”,其理由往往因人而异,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元人在创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物     

“茹毛饮血”辨

“茹毛饮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捕到禽兽连毛带血一道吃”(见《辞海》(语词分册)1977年版)的意思。《辞海》(新版)亦沿用了这个解释:“谓太古之时人们还不知熟食,生食禽兽。”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句成语源出于《礼记·礼运》:“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共毛。”这里     

“艺术形象”辨

“艺术形象”辨林兴宅人们往往把具象艺术的“象”与“艺术形象”的概念混同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具象艺术的所谓“象”是一种视觉图象，它只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单元。而“艺术形象”的概念指的应是经过审美转换的“意中之象”，它是艺术作品在欣赏者心中展现的完整...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论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

唐宋时期文学史观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文体正变"的转变,元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文体正变的古今时序把握中,推理出体性特质上的正变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代文学"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十发巨大,值得重视.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不忿”辨

读张怀平同志的《“不忿”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就李端《闺情》诗来说,这一解法可以成一家言。但就“不忿”这一词语来说,实有商榷之必要。“不忿”用得颇广,一般解作“恼恨”,唐代就不乏其例,如《降魔变文》:“太子下马,不忿欺诳之情。”这里的“不忿”,显系“恼恨”。其他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蒯越、蔡瑁有不忿之色。”元曲《连环计》第四折:“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不忿,一把扯住他袖子要搜。”《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     

“兼爱”辨

“兼爱”辨辛果“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何为“兼爱”？后人却绝少作出确切明晰的解释。《辞源》“兼爱”条认为兼爱指“爱无差等，不分厚薄亲疏，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辞海》解释“兼爱”是“一种平等、不分厚薄亲疏的相爱”；一般教科书则释“...     

“角抵”辨

角抵内涵历代变迁,其本义为徒手肉搏,前身是角力。角抵具有竞技性和观赏性双重特点。其竞技性一面历代沿传,唐中叶以后专指摔跤。观赏性一面在两汉、隋至唐前期突然爆发,杂技、歌舞、魔术幻术、舞台剧表演等多项内容都被视为角抵组成部分。伴随角抵内涵起伏变化,又有角抵戏、百戏诸词涌现。学界一般认为角抵、角抵戏、百戏是三个既相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概念。其实,汉唐之间,三者时常混淆,区分因时而异。     

“长官意志”辨

(一) 人们使用“长官意志”这个概念,是从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引来的。在这篇著作里,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说,马克思“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在这里,列宁讲了“长官意志”和社会发展规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假象”辨

在哲学及哲学史上,本质与现象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它是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关键之一。在二者的关系中,人们往往把现象习惯地区分为“真象”与“假象”两种。然而,客观事物本身是否有“真”“假”之分?它们与本质的关系怎样?“假象”与人们的主观“错觉”有何区别?这些视似无疑的问题,实则隐含着许多的模糊乃至误解的方面,它严重地混乱了人们的认识过程,阻碍了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把握,同时也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的主要失足之处。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假象”的实质是什么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假象”的实质重新做一番考察,而且,我们也将从这一考察中发现它对辩证法的重要喻示作用。 “假象”。一词来自德文的“Schein”,在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中,它被翻译为“假象”。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译本(上下册)中,它被译为“映象”。虽然翻译的不同仅仅是表层问题,但为了确切把握由“假象”所致的上述问题,我们就应深入“Schein”一词的内在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