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李二曲教育思想述略

李二曲先生是关学的继承者，他批判了“游学无根”、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崇尚实务。他一生清贫，拒荐不仕，终生讲学，传播其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强调人人修养自我，注重实践，不务空谈。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教育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说“契”

契字多见于先秦古籍。《说文》:“契,大约也。从大,(丰刀)声。易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段玉裁注:“约取缠束之义”。按《说文》释契为大约,取大之义,以(丰刀)为声,恐非契之本义。段注又广其义为约束,其说亦有未安也。先秦经典多用契字。迄于秦汉,古籍中字形与契有关之字亦多。如:锲、栔、絜、挈、恝、楔……等。此类字与契字,或以声,或以义,实出一源,其源即(丰刀)字是也。《说文》:“(丰刀),巧(丰刀)也。从刀,丰声。”段注云:“巧(丰刀)盖汉人语”。然不著出处。《广韵·黠韵》有(丰刀)字,写作     

论李二曲“悔过自新”的德育方法及其现实价值

李二曲提出的悔过自新学说，把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要坚持悔过自新应做到在日用常行中躬行实践；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做到慎独和不断修养。“悔过自新”说继承了孟子“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等思想。悔过自新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孟子与道家

孟子是正统儒家之徒,但他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本然根据,揭示了人性之本然与自然的一致性,努力把仁义礼智化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组成部分。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儒家道德学说尊定了理论基石。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     

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以"忠恕"说为核心

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恕”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说

《度人经》被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 ,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本文所考察的《度人经内义》是以内丹思想注解《度人经》的代表之一。《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论是从宗教了证层面来探讨人的心性问题的 ,属于古代心性论的范畴。本文认为《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1、“命虽有终 ,性无革变”论 ,2、“性虚化而生神”说 ,3、“感激而有情”说 ,4、“以性摄情 ,性复情冥”的返还论。通过分析 ,本文认为《度人经内义》既继承了性体情用、性善情恶、性静情动的二元论模式 ,又从内丹思想角度出发 ,阐发了不同于以往的性情论观点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论《坛经》的心性修行说

《坛经》的心性论属有宗 ,修行方法则与大乘空宗相似。惠能的心性修行说独辟蹊径地达到了真空妙有的境界。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马氏文通》“有解”、无解”涵义的探讨——兼与杨树达先生商榷

《马氏文通》为了给字(现在称词)分类,提出了一个分类界说(现在称分类标准)。这就是他所说的:“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实字之类五,虚字之类四。”马氏对这个界说解说的最后结语说:“……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无定例,读者无所适从。今以诸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是为字法之大宗。其别,则实字有五,虚字有四,外此无字。故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老子》首章辨析

《老子》通行本第一章(《道可道》章)总论世界起源,但文义简古,论老者解说不一。兹就本章文义之可异议处并其道论逻辑,略陈拙见,以求教专家学者。“道可道”“名可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首二句通行本与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甲、乙本(下简称帛书本)文字基本相同。于字义有异议者唯“道名可常”四字。四字关涉道论逻辑处拟后文述及,此处讨论末道名二字。此二字论者皆以为言词文字之谓,清俞正燮更谓道特指言词,名特指文字之义。他说:     

李二曲工夫修养论新解

在清初学术界中,李二曲以思想上兼收并蓄著称,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工夫论上融合程朱、陆王,不仅体现在学界多关注的“悔过自新说”上,还在于“慎独”、“静坐”、“主敬”等工夫修养方法,有助于调和或平息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从“养心论”看真德秀的文学观及其影响

真德秀的“养心论”以创作主体的心性义理修养取代道德修养，在“理本文末”“德本文末”论基础上，把传统的道德内化为了理学家的心性，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南宋末年理学家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