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生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唯物史观与三种生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史就是人类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历史。马克思在研究生产范畴的一般规定时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页数)。“广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较经济学和狭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包含三个内容: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所谓生产,首先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和种的延续活动与过程,它又包括人们为满足物质精神需求与其他     

“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与赵汀阳商榷

“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是与赵汀阳不承认的“一般的社会”相类似的说辞。赵汀阳所谓的“自由的困境”,是建立在抽象理解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基础上的。人的需要固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可是需要的层次也是在变化的,而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方式是人的其他需要的基础。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它具有无限性,但具体到人的生物性的物质需要和人的社会性的物质需要的角度,它又是一个有限度的需要。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发展状态,因此,“物质极大丰富”——当作少数人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失去必要性的条件,具有质的规定性。所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实现的现实基础的。     

应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曾从抽象和具体两种意义上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考察。我们从中看到,所谓从抽象意义上,亦即是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的,所谓从具体意义上则是从“社会规定了的”劳动过程考察的。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首先是抽象地、和它的各种历史形态相独立地,当作人同自然之     

试论近代科学“抽象物质”的“抽象劳动”基础——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近代机械自然观的“抽象物质”方向旨在以数学化方式完成了对自然的定量筹划,然而,自然的定量化表达并非自然自身的规定,亦非人类理智的一般进步。在马克思看来,近代机械自然观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即体现资本原则的“抽象劳动”之完成,“抽象劳动”构成了机械自然观“抽象物质”的内在规定。     

略论朱熹道的思想

朱熹道的范畴,涵盖广泛,含意深远。在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道是一个带有纲领性的范畴,自与“理”、“太极”等范畴相当,共同构成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最高范畴,它又向两个方面扩展,一是通向自然宇宙,与天地万物,即器相联结;一是通向人间世界,构成伦理原则、道德规范。“道”既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抽象和概括,又通向自然与社会。这样往复循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道的内容、形式便愈来愈丰富和发展。     

论“劳动创造价值”——兼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

(一)对于任何一种价值观来说,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都是对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的规定,即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回答“什么是价值?”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对“价值”的规定,实质上是以范畴的形式,对全部价值观的理论内容的高度抽象或浓缩。因此,“价值”规定是建立价值观的逻辑起点,它本身虽然还不是全部价值观,然而却内在地包含着价值观的全部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原则。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正>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说到生产与消费“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是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与消费。“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以下引证相同处不再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生产一般”的意义上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对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增长,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唯物辩证法肯定范畴的内在结构

<正> 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唯物辩证法肯定范畴的理解往往流于偏狭。在不少教科书和论文中,肯定范畴仅仅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概念,除去把它表述为“事物存在维持自身的方面”或“保守的方面”之外,就不再有其它任何更具体的规定了(并且这种理解通常还是从五十年代苏联教科书中遗留下来的)。在今天看来,这个表述显然已经是不够了。本文将对唯物辩证法肯定范畴的真实规定作出一些新的探讨,与大家共同研究。     

人的自由的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论

人的自由,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中往往被归结为“纯粹化”的抽象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总体中。只有经由社会总体性中介,才能展示人的自由的全面性规定。社会总体性在时空层面,展示为社会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统一。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内的人的自由,不是任何形式的“纯粹化”的抽象自由。在全面性规定上,人的自由既与不自由相异又与不自由相融,既与不自由冲突又向不自由开放,是生成性的否定或否定性的生成。人应从“纯粹化”自由的虚幻向往中抽身,让自由从“彼岸”渡回“此岸”,从“神圣”归回“世俗”。     

《幸存的人》民族意识特征探视

民族意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情感。“它反映着每个民族自身的祖宗崇拜、族属感情、历史渊源、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习俗,以及特别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气度等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特定区域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历史变迁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别的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文学的灵魂和生命。     

试论理论体系完备性的基本条件

<正> 在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常涉及这样的问题:一个理论体系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是完备的?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对各门学科的理论研究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些考察。我认为: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它必须是从对象所有因素都具备的整体之中,抽出了能规定这个对象性质的最抽象范畴,而且从这个最抽象范畴开始,向具体上升,又能说明这个对象的全部因素。为什么这样讲呢?这要从什么是理论体系谈起。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有个非常精辟的概括,这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的规定,就是能规定对象性质的最抽象范畴。理论体系无非是从这个最抽象范畴开始将对象的丰富具体性充分展开而已。正因为这样,能否从对象所有因素都具备的整体之中抽出规定这个对象的性质的最抽象范畴,并用它展开说明这个对象所具     

试论我国人口发展中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我国人口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我国人口发展中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人口发展过程中也有个数量和质量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就是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统一体。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交替过程。社会人口的发展,同样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的矛盾运动。 人口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现实社会,就是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人口组成的统一体。但人口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实体,也象其它具体事物一样,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具体的社会人口,就它的社会性方面看,“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就是它的阶级性。离开阶级划分,人口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就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方面看,人口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合体等。我们正是从后面这种意义上来考察人口数量和质量的。 所谓人口数量,通常是指它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即人口绝对数和人口密度。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发展过程     

辩证地理解‘用足政策’

“用足政策",不只是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充其量而用之,更不是偷梁换柱、钻政策的空子。“用足政策”是在坚持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同时,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变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首先是要把政策的一般规定具体化。党的政策是复盖全国或某个地区的。它所反映的是带全局性、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只能是一般的、共同的规定或要求。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     

生产方式的相对独立性与生产方式改革的独立意义

社会改革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般规律它“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既包括生产方式的改革,也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改革,所谓社会改革就是对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变革的总概括。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社会改革的理论,就必须研究各种社会关承变革的一般规律,以及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变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离开这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就会成为无内容的抽象而枯燥的公式。在所有社会改革中,生产方式的改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全部社会改革的基础和起点.因此,揭示社会改革的内容,研究各项社会改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必须从生产方式的改革开始。“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专栏从1986年开始以来,已经刊登了近二十篇论文,讨论的广度、深度仍有待扩展,康文的发表意在推进这个问题的探索,欢迎涌跃来稿参加计论。     

一个关系全局的理论问题——“人类共性”与“共同人性”辨析

<正> 胡乔木同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单行本,第10页)许多年来,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中,确实贯串着这样两条根本对立的方法论原则。它集中表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人类共性”与“共同人性”这样两个概念上。“人类共性”和“共同人性”,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差异,实际上却有着原则的区别:前者是科学的抽象,它的方法论基础是     

“应用哲学”不是什么

《学术研究》连续编发了关于“应用哲学”的争鸣文章,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借此机会,我也发表下列看法,以就教于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一、应用哲学不是哲学应用学一般认为,专门研究如何将哲学这最一般抽象的理论应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便构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即哲学应用学。它所揭示的是哲学应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活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有对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的基础性,却没有超然的、抽象的神圣性。从“劳动异化论”经“感性实践论”到“实践自由论”,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轨迹。人类思维对社会实践的批判,是社会实践的“它批判”或“反思的批判”。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均是这种“它批判”的产物,而“它批判”在实践总过程中只是社会实践“自批判”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的自律性使社会实践由曲折到前进;实践的创新性则使社会实践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条件,从而实现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践“自批判”的终极指向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国”,达到具有充分精神享受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的确立是新近发生的,它把原先分散的对象整合在一个范畴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概念的提出正在被证明是一种推陈出新,并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新领域。顺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被国际社会正式确立下来的新形势,学术界首要的工作是用这个概念去整合原来分散的对象,以共同的对象为基础形成新的知识生产群体。     

我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什么标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下面仅就这个问题,谈几点肤浅认识。一、生产劳动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含义的概念任何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都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正是从这两方面出发的。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的角度,即从简单劳动过程的结果,考察了生产劳动的一般。马克思写道:“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加以考察。”①“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②所以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所作的最抽象最一般的表述来看,或者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试论抽象劳动的一般和特殊

抽象劳动是一个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范畴,还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特有的历史范畴?这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不能回避的问题。一、抽象劳动具有一般和特殊两种含义对抽象劳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抽象劳动就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范畴。另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抽象劳动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它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一种社会属性,只有“劳动一般”才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其实,抽象劳动既具有适用一切时代的含义,又具有生产价值而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含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是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