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徐晓光，陈光国清代，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进入鼎盛时期。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乾隆时期，请政府为对蒙古进行有效的控制，颁布了大量的“蒙古例”，并先后制定了专门适用蒙古地区的单行法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和《...     

皇太极死于何时?

清太宗皇太极死于何时?这本来不成问题。因为《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癸未八月庚午记云:“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查该八月朔(初一)为壬戌,可知庚午即是初九。所以皇太极死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即公历1643年9月21日。若按我们通常的习惯,年用公历,月日用农历,那就是1643年八月初九。这是确凿无疑的。     

清代八旗的旗帜

一清代八旗的产生时间和旗帜颜色,中外史学家,历来因袭:《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载:产生于1615年(乙卯)的建州汗国努尔哈赤时代。颜色是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兰、镶兰的正(整)、镶(厢)八旗。可是,据一些文献资料记载,并对之分析证明;上述八旗产生的时间和旗色,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八旗制度是建于建州汗国努尔哈赤时期,但努尔哈赤时的八旗旗色,是黄、红、白、青(蓝)色画龙的四旗和黄、红、白、青(蓝)色无画龙的四旗。由这样的八旗变为皇太极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读《姑臧李郭二家诗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清朝文字狱的规模是空前的。从康熙到乾隆约一百二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就有九十多起。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中,武威著名诗人李蕴芳,就受到株连被杀。李蕴芳,字湘洲,武威人。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春中式举人,这年秋天成进士。后来任江西石城县知县。乾隆二十年三月,清高宗弘历指出原内阁中书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中“一把心肠论浊清”、“天非开清泰”等诗句,“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四)。四月,清高宗指斥胡中藻的诗钞中,“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着即行     

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颁于清太宗皇太极改“后金”为“清”之后而外,其余两种信牌的名称、年代和用途,说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清太宗”时期作为证件和文件的;有人则认     

清永陵始建“万历二十六年说”正误

清永陵,又名“兴京陵”,是大清皇帝爱新觉罗氏祖陵,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几乎所有与之相关的学术论著和宣传资料,均称它是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近年笔者在研究盛京三陵过程中,重新翻阅了《满文老档》、《大清实录》等相关史料,却始终未见有这项记载.因此.引起怀疑.原来,此说最早出自1938年(日·昭和十三年)出版的《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日·前田升著).此书在考及永陵始建年代时写道:“据《兴京县志》记载:‘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即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努尔哈赤建国之前建成.”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17世纪初叶,明万历年间,以杰出的首领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在我国北方崛起。努尔哈赤平息了女真族内部纷争,在1616年基本上统一建州和海西女真族各部落,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政权。接着便和明朝展开了争夺辽沈地区的战争,于1621年顺利的攻占辽阳和沈阳,建都辽阳,1625年三月又迁都沈阳,1626年8月,努尔哈赤死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正式称帝,改称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蒙古部落贝勒诺彦宰桑的次女,于1625年清太祖天命十年,嫁给皇太极,皇太极称帝后,成为清太宗的庄妃,后封为孝庄文皇后,生一子三女,子福临,继承皇位,号顺治。顺治称帝后,尊孝庄文皇后为皇太后。据历史记载,从17世纪初叶     

满文蒙文旧档删改前后的清政权历史定位

本文拟就努尔哈赤天命十一年与蒙古科尔沁部王太子奥巴结盟誓词和皇太极崇德年间蒙文藏事文书档案译稿等两组史料作切入点,来解读官方编纂的汉文清太祖、清太宗两朝实录,揭示其刻意对满文蒙文旧档中的关键词语作了明显的润色与篡改,从而使以满藏蒙关系为坐标的清政权的历史定位,多处偏离历史的真实界限。     

呼和浩特建成于明万历三年

呼和浩特在明清以来的一些旧书里被写作“库库和屯”、“库和合屯”。解放后才把它统一成现在的写法。那么呼和浩特建于何年呢?依据历史资料所载,于明代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初建规模,到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基本建成,明朝赐名为“归化城”。主要根据是: 1.《神宗实录》对呼和浩特建城年代,明确肯定为万历三年建成。其书载“(万历三年十月十三日)丙子,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象经文蟒段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镇臣以闻,部复谓俺答恪守盟约,禁戢部落,乞今五载,劳委可靠,所请勿拒也。上然之。赐城名归化。佛经象许该镇量写铸给。”这实录一书是给皇帝的奏章,又经御笔珠批,是国家的原始史料,在通常情况下的实录是可靠的。这里按实录所说,俺答汗盖的是“城寺”,所乞赐的却是“城”名,而无“寺”名。明朝所赐的     

《永历实录》显误举例

<正> 《永历实录》显误,远不止百端。对全书进行一次较彻底的纠谬刊误、探微发潜,非专著莫办。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为省篇幅,对于毋须多加考证的史实,文中一般不注出处。(一)《大行皇帝纪》显误举例《永历实录》是纪传体史书,它由一卷永历帝本纪(即《大行皇帝纪》)和二十五卷(今存二十四卷)臣僚列传组成。“纪以包举大端”,《大行皇帝纪》(以下简称“纪”)为“卷一”,是全书之纲。从其开卷的第一句话“大行皇帝讳由桹”起,错误便连续不断。     

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下)

四、论今本《顺宗实录》不能称为“韩改本” 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瞿林东同志在《北师大学报》1982年1期所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兼答张国光同志》一文的问题。瞿文评我企图推翻“南宋以来的旧说,并替今本正名为韦本”,是“失于深考,不可信从”。但他已不得不把今本《顺宗实录》改称为“韩改本”了。他说:“司马光所说的略本应为韩改本,即路隋     

《清史稿·疆臣年表》纠误一则

内蒙古社科院民族所刘蒙林最近撰文指出,《清史稿》卷250、疆臣年表9,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右卫将军条:“费扬古十月授右卫将军”,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乙亥乞休,颜寿三月为右卫将军”有误。根据《清实录》所载,费扬古卸任绝非康熙五十七年,而是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条对此有清楚记载,况且费扬古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就已病逝(见《清实录》康熙四十年七月丁亥条),根本不存在五十七年“正月乙亥乞休”一事。另外此表又认为费扬古为第一任右卫将军,其实第一任右卫将军应是满洲旗人希福,《清实录》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授都统希福为建     

试论清太宗皇太极对异民族的“恩养”政策

清朝入关之前 ,清太宗皇太极为与明朝、蒙古角逐 ,依靠满洲贵族之“八家”与八旗 ,对汉族、蒙古族之入金 (清 )者 ,实行“恩养”政策 ,为争取异族上层的合作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虽然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无法化解的矛盾 ,但对清朝成功开国之贡献 ,仍是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的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清乾隆年间新疆的“回布”贸易问题

清代,伊犁哈萨克贸易中,清政府除用大批内地的丝绸缎绢易换哈萨克商队的各种牲只外,还使用大量的棉布,作为交易物进行易换。它不仅在贸易中成交额甚巨,亦是广大哈萨克牧民十分喜爱的生活资料。乾隆二十七年以前,清政府在伊犁哈萨克贸易中用于交易的各种布匹,主要是由陕甘等地办解。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白布、印花布等件,宜多购备。巴饬陕甘各藩司办运巴里坤。”(1)又据《清宣宗实录》载:“从前,回子未经贡布之先,所需哈萨克贸易布匹,系由甘省官为运办。”(2)实际上,在伊犁哈萨     

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兴建，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文溯阁是沈阳故宫西路的主体建筑，阁前有戏台、嘉荫堂，后有仰熙斋，建筑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     

《辽史》概述

元人所修《辽史》在号称“正史”的二十五史中,是最简陋和错误最多的一部。现在将它的纂修经过和具体内容作一个概略的叙述,里面也附带谈一些个人还不成熟的意见,供有志于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青年同志参考。一、辽的国史契丹族由于接受汉族文化较早,在太祖阿保机的时代(907—925),就已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见《辽史》卷七六,《耶律鲁不古传》),国史既有《起居注》(见同书卷二三,《道宗本纪》)和《日历》(见同书卷一四,《圣宗本纪》),又有《实录》。据《辽史》辽代纂修或进呈《实录》共有四次,一在圣宗统和九年(991),二在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三在道宗大安元年(1084),四在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辽许多制     

《南史》考疑(十三)

卷三《宋本纪下》“(泰始)二年……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78页)按:“尚书右仆射”,《建康实录》卷一四、《通志》卷一一同。《宋书.明帝纪》则云是年二月,“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二载有异,当有一误。今考之《宋书.蔡廓传     

《明史》李昌祺卒年辨误

李昌祺是明初杰出的官员 ,也是著名的小说家 ,著有小说集《剪灯余话》。《明史·李昌祺本传》称 :“李昌祺 ,名祯 ,以字行 ,庐陵人。永乐二年进士……景泰二年卒。”认为李昌祺卒于景泰二年 (14 5 1) ,此说影响很大。薛克翘的《剪灯新话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杜贵辰的《剪灯三话》(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以及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 0 0年版 )均持此说。然 ,明泰昌元年 (16 2 0 )俞汝楫等官修的《礼部志稿》卷五七却称 :“(李昌祺 )景泰三年卒 ,家事萧然 ,几不能殓。”又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