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

本文分别论述了成吉思汗时代、窝阔台及贵由时代、蒙哥时代和忽必烈及其后王时代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服从、对抗、亲密及疏远的关系.认为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深受双方领导人关系的影响.     

明代关西七卫探源

为了维护西陲的安宁,明政府在嘉峪关以西设立了安定、阿端等七个卫所,史称关西七卫。关西七卫的设立,与元朝中期以来察合台后王集团在河西西部至畏兀儿之地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元代西北历史的影响,充分考虑到了东部察合台后王集团在当地的势力,基本以察合台后王集团的分布为根据,早期七卫首领主要由察合台系诸王担任。元明二代,以出伯家族、安定王家族为首的察合台后王集团一直在发挥着防御西域各个地面和维护河西安宁的作用。结合元朝西北历史特点和民族源流去探讨明代的关西七卫,有助于我们真正弄清七卫的来龙去脉及明朝政府经略西北的思路。     

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

将加封孔子诏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是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举措。立碑之议起于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大三年立碑圣旨已普遍下发到各地。然因各地对待立碑圣旨态度不一、立碑方式不同，导致各地树立加封孔子诏碑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对儒学推崇的力度有限，该态度影响到了立碑圣旨的执行效力。然不可否认的是，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     

乃颜—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崛兴于朔漠。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将统治重心南移至汉地，有意吸纳汉地的政治制度。然而，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势力发生矛盾。以元辽东地区为例，在“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①的辽东实行行省统治，无疑要触犯到请王的传统利益，以此之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乃颜为首的部分东道诸王公开叛元，反抗元朝中央对其铃束，史称乃颜之乱。乃颜之乱是元朝削藩改制的大事，早为研究者瞩目，并多有评论。然而元朝平定乃颜等叛王的影响并不限于辽东，此事给元朝东藩高丽带来强烈振荡，进而对元丽关…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统一前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统一是历史的主流。而在历史上作为统一时期的执政民族,当然可以是汉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在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前,还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或其建立的王朝能够统一全国。元朝的肇基,元朝的一整套统治方式制度,对后来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在巩固和发展对全国的统一事业方面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阐明这一历史现象,除了从元朝本身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原因来理解外,还应该追溯到元朝建立以前的宋、辽、金时期。这里仅从宋、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研讨与元朝统一有关的三个问题。     

《科尔沁蒙古史略》评介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日查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长命合写的《科尔沁蒙古史略》2 0 0 1年 4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章论述了合撒儿生平、分封领地范围、合撒儿诸子及其后王的史实以及被元朝皇室封为“齐王”的过程 ,并利用原苏联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相关资料 ,专题论述了蒙元时期合撒儿家族领地的自然环境、人口繁殖、宫殿、城池的兴建、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认为 ,元朝灭亡后合撒儿家族所属科尔沁部立于中央蒙古六万户之外 ,成为“藩王”控制下的独立的万户 ,是与蒙元时期合撒儿家族的强盛密不可分。第二章…     

王禎及其《农書》

在历史上,我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农业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多采的农业科学遗产,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农学家和研究农学的专著。西汉末年,出东曹县人氾胜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农学家,他的著作“氾胜之书”在当时就是一部名著?撕笤剂倌?后魏山东益都(当时益都在今寿光县境)人贾思勰,也是一位伟大的农学家,他的名著《齐民要术》是一部古代农业百科全书。贾氏之后红七百余年,元朝王祯又给我们留下一份更珍贵的农学遗产——《农书》。这三部杰作,是祖国在农业战线上不断获得胜利的里程碑,也是山东人民对于祖国农业的伟大贡献。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元中期江南士人任士林的心态变化

任士林是元代中期江南地区下层士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精神世界很复杂,心态经历了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埋怨元朝不开科举,对亡宋抱有怀念和眷恋之情,称赞宋人谢翱、方凤抗击元朝的英雄事迹,但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考量,他又替元朝的大一统和蒙元统治者歌功颂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国遗民的日渐故去,任士林的遗民情结也逐渐淡化。在经历苦闷徘徊之后,晚年他从奉化来到杭州,攀附杜道坚和赵孟頫。由于文学上的造诣和影响,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元中期江南地区苦苦挣扎的中下层士人的心态变化过程,以及他们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积极进取的执着精神。     

关于元朝经营西域的几个问题

元朝前期的西域政治史，是以两大阵营的角逐为主线构成的，角逐的一方是元朝中央政府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另一方是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汗国和先后以八刺、都哇为首的察合台汗国所结成的反叛联盟。有关元朝经营西域的历史，中外学界已有很多论述，然而，我们深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其中仍有许多疑点，本文就针对这些疑点，再做一些考订。（－）《高昌王世勋之碑》汉文碑文记载：“[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因火州，扬言日：‘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清，尔敢以孤城县吾锋乎？’……城受围六月，不解…     

元朝何以称“元”

元朝何以称“元”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历代所用国号或源于当初封地之名，或以开国皇帝封号定，其余种种，不一而足。而以文义定国号者则始自元朝。元朝为蒙古所建，１２０６年，铁木真统一各部，尊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十一月，元世祖忽必烈采纳...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船山师友记弟二

蔡忠烈道宪蔡道宪。字元白。晋江人。崇祯十年进士。为长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窒分财。收者已至富家远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恶少年闭门谋为盗。启户捕卒巳至其门惊逸去。吉王府宗人恣为奸道宪先治而后启王。王召责之。抗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爱民。一旦挺而走险能独与此曹保富贵乎。王悟遣之。十六年五张献忠陷武昌。长沙大震。承天巡抚王揚基提所部千人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的“三个情结”

在邓显鹤的诗文、交游以及他所整理的文献中,明显凝聚着三个情结：一、邓氏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无偿整理湖湘文献．凝聚着邓氏深情的“故土情结”;二、邓氏对宋末、明末忠烈们的无比景仰而搜集、整理、刊刻其遗集并建祠立传,凝聚着邓氏深厚的“忠义情结”;三、西方列强的入侵,邓氏严正斥责并以表彰忠烈等方式来唤醒民众进行誓死抵抗,凝聚着邓氏崇高的“爱国情结”。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元朝延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读《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

在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奥其尔(Ochir)馆长帮助下,我们对蒙古国额尔德尼召的一通元代残碑《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做了研究,指出碑中的叛将脱忽赤就是《元史》所记延祐年间的叛王脱火赤。此次叛乱与周王(元明宗)争夺皇位的政变有关,对当时元朝岭北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     

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

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征东行省。征东行省是元朝统辖高丽国的首脑机构,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朱元璋取得反元斗争胜利的基本原因

元朝腐朽统治的被推翻,首先应该归功于元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各支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特别是小明王、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坚持十三年的斗争,“大小数百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但是,其中无疑也有朱元璋的一份功劳。是他,在各支起义军相继失败之后,南征北伐,攻克元朝的统治中心大都,胜利地完成了推翻元朝统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