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对立与中国外交——三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外交,也如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样,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两国在外交上分道扬镳,却导致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而60年代中苏之间对立和对抗的升级又使中国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联美反苏,终于使中国外交峰回路转,迎来了外交上的春天.     

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两国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等等.其中,许多文章并不是单独从一个方面去探讨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是从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随着对中苏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学者利用最新解秘的档案,开始研究个案与中苏同盟破裂之间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过去探研中美关系正常化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代的背景下,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中考察、分析。文章则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中关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分析考察。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两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苏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开始进入“苏攻美守”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和美苏力量对比关系改变,促使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国际局势随之进入了缓和时期.在国际局势缓和的背景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松动,中国和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各自的朝鲜半岛政策.美韩关系出现波动,美朝两国开始接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与韩国接触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带来了冲击.逐本溯源,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对朝鲜半岛政策进行调整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之一.     

国际体系的“结构选择”和中美关系

国际体系结构对大国关系有重大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它预示着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有恶化之虞,但中美之间并非不可避免新冷战或武力冲突.为此中国应树立适宜的对美外交战略和策略.     

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抗战期间的中苏关系--论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

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是与非的标准只能是国家利益和主权.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以致恶化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中苏两国的利益冲突,其中更为主要的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严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变化诸因素分析

中苏关系在五十年代经历了从同盟到不断恶化，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状态，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就从各个原因方面入手，运用层次分析法，讲述中苏关系恶化中，个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使我们对中苏关系的变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抗战时期中美与中苏关系

作者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和雅尔塔协定签订等历史事实出发，阐述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对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据此总结必要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与中国政治－－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2 0世纪 5 0年代末至 6 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本文通过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论战的过程对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阐述它是导致中国政治“左倾”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越反击战前的外交博弈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而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却仍然处于紧张阶段。为了牵制中国,苏联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关系逐步增强,而为了得到中南半岛的控制权,越南的反华危机不断升级。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在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中,就中苏关系而言,美国无疑是起作用和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逐渐走向分裂恶化,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出台并实施了以分裂中苏关系为目的的"楔子战略"。     

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历史逻辑

中美苏战略三角形成于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之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它的存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略三角中的三方行为体以战略诉求为行动逻辑,自由互动,形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怪圈。在此机制推动下,中美关系实现缓和并最终于1979年完成正常化。这些又反过来促成了美苏关系的历次缓和。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宣告了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终结。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特殊载体——中苏友好协会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作为"一边倒"政策的产物,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苏友好协会建立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吸收了大量会员,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促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0年开始,中苏友好协会经历了活动减少、机构撤并、成员萎缩等一系列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苏友好协会更是有名无实,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开始恢复,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苏联解体,作为中苏关系的特定产物,中苏友好协会最终于1992年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中俄友好协会取代.     

限制与脱身:赫鲁晓夫时期越南政策论析

赫鲁晓夫时期,越南并非苏联对外关注的重点。此时苏联的越南政策深受其对外战略和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中苏分裂发生以前,苏联的对越政策以期望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保持外交协调,通过和平统一南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加之越南战争的爆发,赫鲁晓夫对越南则采取了我们经常称之为"脱身"的政策。     

再论中苏关系恶化之起因

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且也是两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一时期应该如何看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一理论分歧在实践中的反映则是中苏两国内外政策的背异,而此恰是具有"铁板"之称的中苏同盟迅速瓦解的根本原因所在。     

"西洋油画研究班"立足本土的现代性审美诉求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华各部门的大部分专家,国内需迅速组建自己的专家队伍完成文化建设及现代化改造的任务.在中央美院,拟继续聘请苏联专家教学的计划,只得改为由国内专家主持油画研究班(简称"油研班")的教学.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