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学的命名、性质与研究内容

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艺术学”的分支“美术学”关系比较密切,主要以考古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它应称为“美术考古学”,而不应称“艺术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根据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可分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古代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科学规律。     

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与时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历史作为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规定性,它不等同于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一般而论,历史学研究,是对象性地认识过去曾经存在的对象的历史领域;而历史性方法则大多是指观察的历时性视角（或过程性人而哲学本体视域中的历史（性）,是与辩证法具体的生成性规定一致的。从思想史上看,“历史”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在他那里,世界的本体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称它为永远燃烧着的“活火”。在这里,生成性一开始就是与辩证法相关联的。可是这种本体意义上的生成性起初并没有被指认为历史…     

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中国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它决定了历史学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中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有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性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导向和动力。     

20世纪历史学传统嬗变和方法论的计量化

历史学传统在20世纪,因年鉴派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而发生了科学性的嬗变,源远流长的“叙述的历史”由此转向了“分析的历史”.方法论的进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计量化不容忽视.历史学在研究上引入计量化方法,自其崭露头角起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20世纪最后10年,当我国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对其看衰之时,国际史学界将它的应用却已是常态化了.随着21世纪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社会的开启,如今同信息化结合的计量化方法,融入到了信息史学的方法论之中,正成为面临新变革——“信息转向”的历史学门诸多领域,必备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之一.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论历史科学的总体构成体系(上)——《历史哲学》导论

历史与哲学不应当是绝缘的,而且它们本来就不是绝缘的。历史学的希腊语含义是“真理的探索者”;我国古代历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他试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性上抽象出历史的规律性来。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上面的,象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样,它无法揭示出历史存在和发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重构论”、“建构论”及“解构论”这三种史学理论下,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从对“事实”的构拟开始的.“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事实”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物(事物)与事(事件),二者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考古学强调“物”的研究,而中国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探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历史研究是一个将史料转换成“事实”乃至过去某个面相或者某个片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往往是在历史学家的精神观念中进行的,由此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解释的成分,形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观念中的历史”.观念中的历史与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一样,都是历史存在的形态之一.它使得历史解释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解释色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转化.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有成就、有经验,也有缺陷、有教训,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但存在理解不深、生搬硬套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史学与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但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和公式化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思想活跃,但仍然存在深度不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对这总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反思,从而提出今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元代武宗朝研究综述

元武宗海山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三位皇帝。元武宗(1307-1311)时期进行了统治势力之重构和对前朝流弊的改良。随着考古界对元中都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武宗朝和武宗其人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并对武宗朝在元中后期政治影响和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界定。     

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

中国生态史学立足于多个学科的交汇之处,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视为一个广泛联系、互相作用、彼此反馈、协同演变的整体,运用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处理历史资料、观察历史现象和解释历史运动,致力于探索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它与社会史研究可以互相借助、彼此观照,形成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两个侧重点不同的研究理路,前者重在考察人类活动作用下的自然生态变迁,后者则重点探讨生态环境参与和影响下的社会文化演变,最终走向融会贯通。     

夏鼐先生与埃及学

20世纪 30年代 ,夏鼐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就读考古学院埃及学系 ,成为中国考古学界识读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博士论文为《古代埃及的珠子》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回国后 ,致力于中国考古发掘与研究 ,但一直关注国际埃及学研究情况 ,并将研究成果引进中国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科学与哲学关系史时期划分的唯象考察

哲学与科学关系史是介于科学和哲学、科学史和哲学史之间的交叉学科 ,它主要研究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着重反映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表现。透过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史和哲学理论的发展史 ,从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角度来看 ,西方科学与哲学关系史经历了一体化关系时期、非正常的关系时期、分化独立的时期、相互渗透的萌芽时期、高度综合的时期、后综合时期或新的一体化关系时期等六个阶段 ,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基本特征。     

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

著名的历史学者伍斯特、伊懋可与多佛斯都为环境史下过各自的定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中国环境史可以从以下十个主题开展研究: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     

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

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及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汇集了当前这个领域的众多优秀学者,使全球各地最新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与讨论,并有效提升了年轻学者的视野和研究能力。从此次大会所展示的研究成果来看,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中海洋环境史和社会生活的物质代谢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两个重要领域。它们得到重视并发展的过程说明,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认识的加深会拓宽环境史研究的视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也有新的发展。这表现在对环境史叙事特征的强调以及对史学领域之内或之外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积极应用,还表现在对旧史料的新运用,以及追求多样化呈现方式之上。我们认为,在了解和借鉴大会成果的基础上,环境史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尝试新的研究主题、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成果进行社会转化上多做努力。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