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另类”叙事——《孤独者》与《伤逝》的另一种并置阅读

《孤独者》与《伤逝》都以＂另类＂女性的人生遭遇为文本叙述中心,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事,通过男性主人公的追忆,完成对缺席的女性＂另类＂＂在场＂的叙述,这种极富个性化的女性叙事策略,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弱势的妇女阶层和女性命运的深刻关切,而男性主人公忏悔和自我救赎的失败,则彰显了鲁迅先生从更为深广的角度批判了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局限以及对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切实探索。     

视点聚焦、乡土认同与男性想象: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

陪都电影为服务战时体制的需要,首当其冲成为承载革命叙事使命的媒介工具,并逐渐由原本的宏大叙事向女性叙事转型,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的指引下,视点聚焦、乡土认同与男性想象又成为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无论叙事模式还是叙事维度,其本质都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苦难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底层想像

苦难叙事是底层想像的一个基本特质,这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与社会责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底层＂的误读,因为这种苦难叙事与现实中的底层生活形成一种＂想像＂与＂经验＂的背离。此种＂背离＂源于知识分子过于庞大的人道情怀、固执的城乡对立观及对社会新阶层的成见。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改造”叙事

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有一个从改造群众到改造知识分子的范式转变：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文学中的主导话语是改造群众的启蒙文艺;随着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话语的广泛传播,文学作品中改造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逐渐兴起;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文学范式中,知识分子形象逐渐＂逊色＂于群众形象,甚至淡出了文学视野,这改变了文学的格局。通过改造知识分子来提高群众的地位,这种＂改造＂叙事颠覆了既有的群众与知识分子形象,但却远离了他们各自的真实,对知识分子和群众都有一定的＂误读＂。知识分子与群众只有在双向互动的情况下才能使各自走向良性的存在。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南社女社员与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时期,南社女社员作为近代觉醒的知识女性,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社会转变,以群体的身份来争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在＂国家主义＂的民族叙事下,肩负起与男子共同建构新国度的时代使命。通过组建各种团体来展开妇女解放运动,率先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融入到国家政治权利的层面,拓新了女权运动的话语权与政治空间。     

都市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主体及其危机 ——以左翼文学的工人叙事为中心

[提要]左翼文学的工运叙事中，非技术性工人多以城市革命主体的正面形象出现，技术性工人形象多被赋以消极落后的表征，文学想象与历史叙说之间的悖反张力，指向纠缠在普罗列塔利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认同之中的技术性工人，在左翼视野中他们更易为都市现代性“腐蚀”。但鲁迅的《阿金》披露了异托邦之中潜在的革命主体皆可能遭遇异化的严峻现实。左翼工人形象“症候”实际成为一种镜像，照见了同在城市革命队伍序列之中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30年代初，丁玲、蒋光慈等作家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工人叙事重新探讨突围都市革命困境的有效路径，即工人离开城市、发动农村革命。这一叙事与同时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行动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决策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清末新小说中的"女豪杰"

在晚清以国民改造为目的的新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传统小说女性迥异的"女豪杰"形象.这类女性为救国救民崇尚革命暴力,甚至抛弃贞操、家庭、情欲,泯灭其性别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想像性.此种"女豪杰"形象不仅表达了晚清先进知识分子希望女子能够和男子一样肩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的迫切要求,更为引人深思的是,"女豪杰"这类理想女性,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想像的雄化叙事.这种文学叙事昭示出中国妇女的自由独立解放并非是一种平等人权意义上的个体人性权利的获得,而是从属于救国大业的、与国家的独立解放密切相关的集体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革命与爱情——《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黄仁字的中国“长期革命”论述略

黄仁宇在其众多著述的一些篇目中对中国长期革命进行了阐述,他所倡言竹中国长期革命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造。长期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过程复杂曲折。在20世纪长期革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表现为国民党重建了高层机构,共产党改造了低层组织,邓小平及其后继承者重订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黄仁宇以长期革命论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做了重新审视,颇有新见。长期革命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期革命论也有相当的价值。     

叙事学视角下的英汉引语翻译研究

作为叙事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引语包括两个部分:引述语和引用内容。这两个部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先后顺序有差别,翻译时需要进行调整;两个部分的关系在四种引语中有所不同,翻译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使得引语所属明确,有助于译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段落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要求对两种语言在叙述语和引用内容的分段与合段上进行转化。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伤痕”与“反思”小说中“受伤者”的形象分析

"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当其为"知识分子"时,常常被设计为"革命知识分子";当其为"女性"时,常常被想象为等待男性拯救的"少女"形象或寻找父亲的"女儿"形象。在关于"受伤者"的身份设计和性别想象中,既展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又演绎着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     

略论“子游氏之儒”

子游是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东南学道之宗＂。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子游氏之儒＂及其开创者言子研究寥寥,至今知之甚少。本文就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荀况为何竭力贬斥＂子游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日本“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在关于日本“私”小说的诸多定义中,大都涉及到了作家的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的特征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存在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也只能说是通过作者构成“私”小说作品的一部分,从而在读者与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起阅读的契约性关系,在整体上巧妙地发挥了日本独特的文艺特色。     

晚清国粹派政治思想解析

晚清以降,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学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国粹派诸君通过弘扬国粹、阐发学术的方式宣传种族革命,竭力标榜华夏裔胄、炎黄子孙,希望藉此激发国民的民族情感。客观而论国粹派手中的＂国粹＂其实是＂学术反满＂的政治手段,国粹派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口号相号召,使清末的政治革命打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的科学“灌输”原则

以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灌输＂思想,其科学性可概括为：灌输目的的人民性、灌输内容的先进性、灌输客体的全面性、灌输方法的实践性。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应坚持科学＂灌输＂原则,这既是由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这一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反思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灌输＂实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