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鲁迅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批判继承

鲁迅不但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如果要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那么鲁迅是它的奠基人之一.还在“大夜弥天”的“无声的中国”,在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的时候,鲁迅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大神普岁米修斯,把天火盗到人间,为了建设中国的革命文学,为了给左翼文艺运动提供革命的理论武器,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翻译介绍过来.他主持编印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并亲自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学与批评》以及联共(布)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集《文艺政策》.在鲁迅的倡导之下,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学以及同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很快地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主     

淺談魯迅与外国文学

鲁迅于文学方面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影响深远的小说,他匕首投枪似的杂文,而且还在于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巨大成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鲁迅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贯穿其始终的。他从一九○三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东北,“掷笔而起”以译写《斯巴达之魂》起,到一九三六年盎然长逝前仍在翻译的《死魂     

鲁迅翻译研究的系统化探索——评顾钧《鲁迅翻译研究》

鲁迅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和鲁迅的翻译活动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和翻译界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近年来,国内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除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外,还有5部专著问世,依次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的翻译》〔1〕、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2〕、李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3〕、吴钧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4〕、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5〕。关于前几部专著,学界已有书评问世。这里谈谈最后出版的顾钧的专著《鲁迅翻译研究》。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论鲁迅译介俄苏文学的思想发展

鲁迅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方面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主要方面是要借外国的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文学的力量,以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他的目的“在于增长新     

隔空参与：鲁迅与苏俄文艺论战

20世纪20年代,在对苏俄文艺论战的关注和参与中,鲁迅更多地站在了以普列汉诺夫理论为思想源头的“同路人”文学一边。鲁迅对苏俄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翻译,客观呈现了他对苏俄文学的价值取向,而在对论争文献的翻译和对苏俄文学丛书的编选中,则表现出参与论战的主体性。他对苏俄“同路人”文学的亲和,表明他本人即有“同路人”的思想内蕴,这成为他参与苏俄文艺论战的必然性。鲁迅的“立人思想”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

鲁迅前期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多有相似,如翻译的启蒙与救亡目的、译法上的归化倾向、对读者的政治性误读以及译文语体的文言特质等。步入后期,鲁迅关于汉语文法、语义乃至文学的观念急剧转变,并几乎颠覆了其包括待译文本选择、翻译绩效、策略与语体以及翻译目的在内的全部翻译思想。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前后虽较暧昧,但时间考证及鲁迅晚年的回忆表明,《论翻译》中的那番评述与其说是对于严复的“大加赞赏”,倒不如说是冷嘲热讽。     

纪念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今年是果戈理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果戈理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撕毁贵族官僚社会的假面具,暴露了专制农奴制俄罗斯的一切黑暗,同时也就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一切黑暗。鲁迅一直很重视果戈理的创作,亲自翻译了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和长篇巨著《死魂灵》,并汇编了一本《死魂灵一百图》。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是受到果戈理影响的。果戈理的创作也引起瞿秋白同志的注意。瞿秋白同志早在一九二○年就翻译了果     

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兼评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在文学翻译理论中首次引进了“多元系统论”,并把翻译文学纳入特定的译入语文化/文学多元系统中来考察 ,强调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并探讨其在“多元系统”中的“中心—边缘”地位 ,概括了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形”。我们认为“多元系统论”与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有相似之处 ,并以《呼啸山庄》的重译“竞赛”现象和庞德《神州集》为例来加以说明。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警惕阅读陷阱--读《鲁迅会见休士及其被诬事件》

休士(Langston Hughes)是一位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1933年7月访问上海之前出版过诗集《犹太人的好衣服》《梦乡人》,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他反对种族歧视,同情民间疾苦,在文学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听说他自称见过鲁迅,但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均没有直接反映。1933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2号在“批评”专栏刊登了“伍实”撰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暗讽鲁迅、梅兰芳看不起黑人,因此没有像招待萧伯纳那样招待休士,也没有出席《文学》社、《现代》杂志社和《中外新闻》社为休士举办的招待会。为此,鲁迅在盛怒之下撰写了《给文学社信》,刊登…     

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

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方向”型的作家虽然个人出身、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在揭示国民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鲁迅真诚地实践“人的文学”主张,旨在“立人”进而“立国”;赵树理则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学重在实现“人民的文学”主张,旨在“劝人”。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期文学的启蒙话语,并体现出显在的互补性。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鲁迅童话翻译方式浅析

鲁迅的童话文学翻译是他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鲁迅文学翻译的方式还是主导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童话翻译的方式和主导思想.鲁迅的童话翻译活动中,有不同于他翻译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直译与硬译中兼顾顺迟、适应儿童特点以及对传统文化、语言的吸收.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     

“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鲁迅与文物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高瞻远瞩的爱国主义者,他非常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他说:“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认为,祖国琳琅满目的文化遗产,是自古以来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先生对文物的珍视,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尊重、爱惜。     

《野草》三题

鲁迅一向推祟俄国文学,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在二十年代初,翻译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用意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鲁迅异常欣赏《工人绥惠略夫》中许多深刻的描写,认为它不仅写出了沙俄统治者对革命者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孤独的革命者的脱离群众,和麻木的群众对革命者的隔膜,以及这隔膜所形成的对革命者的重压。这些对鲁迅的《药》、《阿Q正传》、     

鲁迅所译短篇小说及其文艺思想

鲁迅一生翻译了七十四篇短篇小说,比他创作的三十四篇(包括文言体小说《怀旧》)多一倍以上。他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下面,就他的短篇翻译,探讨他的文艺思想。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鲁迅与俄苏文学

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时代。但有趣的是,他的文学活动却是以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早在一九○三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翻译了法国儒勒·维恩的《月界旅行》,到他一九三六年逝世前译出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为止,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校编、著述、评介一直没有间断过。三十三年中,仅翻译就有三十余种。其中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科学小品、童话、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等,共约三百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