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美国生态文学的叙事模式──以雷切尔·卡森为例

当代美国生态文学从雷切尔·卡森开始,专注于描写自然生态环境,揭示生态问题,传播生态思想,推动环保运动。生态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一脉重要分支,其叙事模式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卡森作为当代生态文学的开创者,以其作品充分展示了生态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叙事对象(主题)、思想结构(视阈)、艺术手法(技巧)等方面展现出对美国传统文学的继承、革新与发展。     

动物叙事文学发展三维度:中西方比较的视阈

从古代涉及动物叙事的文学作品向新时期生态文学发展的过程,经历了文学形态、文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演进和升华.动物叙事汲取了中西方哲学、宗教和伦理思想的丰富营养,从最初的“生态+文学”形态向真正意义的成熟的生态文学发展,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论思维,走向生态整体主义是其必然趋势.     

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

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类型繁多,旨趣深远,叙事视角多变,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交织。借助展示动物的悲剧性命运,作家也较为彻底地批判了人类文明。生动多彩的动物形象不断涌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形象画廊,让人进一步扩展生命眼光,树立生态意识,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局限尚存,更为经典的动物叙事尚待创造。     

忧患、信仰与拯救——当代生态文学的三个向度

生态意识是随着地球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逐渐得以建立和强化的.生态文明的提出凸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纠偏和补救,生态文学是生态问题在文学视野里的投射.中国生态文学经过长期努力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书写方向,建立起新型的生态叙事话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书写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向,它们分别以"信仰"、"忧患"、"拯救"为中心词.     

论生态与叙事的融合

从生态批评与叙事批评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文学研究流派都属于发展不完善的理论领域,生态批评具有的包容性特点决定其与其他学科及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而叙事学研究也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生态研究的不断发展激活了叙事学的发展潜力,而叙事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则进一步验证了生态批评各阶段的发展成果,两者的结合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尴尬的诉求:当代生态文学中的神秘叙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态文学写作广泛采用神秘叙事的手法.神秘叙事普遍将生态失衡与人性恶化相联系,试图通过凸显动物的灵性与智慧改变现代性框架中人类与自然分居主客体的模式,但却陷入了生态保护深层理论基础上存在着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使生态文学的神秘叙事立场暧昧,它既丧失了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又存在着美学建构上的诸如象征寓意淡化、美感低俗等诸多缺陷,成为一种尴尬的价值诉求.     

宏大而多彩的人文叙事——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地域特色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主要体现为：一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与儒、释、道生态思想相融合;二是生态、生活和生产相融共生为一个整体;三是往往通过显性规约和隐性习俗得以维系;四是主要通过口头叙事方式得以传承。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系统叙事。     

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生成——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生态伦理

生态中心主义观照整个生态系统,而整个生态系统容纳所有生命,超越了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这种以所有生命体共存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的中国动物文学创作。动物不再仅仅是反观人性的工具或者符码,更是作为纯粹的审美主体探察众多生命样态存在的样本。以塑造狗和狼形象为主的中国动物文学,逐渐卸下了人性外衣,切近动物本性,尤以郭雪波、陈应松、叶广芩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作家为代表。郭雪波塑造新型的沙漠狼和狐狸形象,以期实现生态救赎;陈应松主张“人兽相融”,忧虑神农架面临的生态危机,批判引发生态危机的元凶——人;叶广芩以母性的包容和体恤,书写秦岭山地人和动物的冲突与和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则体现了纯粹的动物叙事和生态书写的本真。他们平视动物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彰显生态伦理价值观,塑造了一系列原生态的动物形象。确保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的生成,既是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审美新变,又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伦理立场的文学选择,还与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相吻合。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演化经历了生态危机本源论、生态本质主义、性别正义等重要阶段,不断深化。以我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借鉴与检视为视角,考察国内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关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美学范式的差异,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整体性、关联性成为我国本土批评对西方生态本质主义的修正观点;第二,性别政治与社会政治的同构性,决定了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宏阔视野与批判性特质;第三,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没有满足于道家思想等传统理论的外用,而是时刻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辨与警醒;第四,相较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的窄化与偏颇,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社会化批判视野。生态女性主义丰富了我国文学叙事与美学阐释的空间与路径,提供了诸多叙事创作启示。     

近年来生态文学研究述评

考察和梳理近年来的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发现:生态文学的学术命名多种多样,但其内涵的描述和个性特征的概括却具有趋同性;生态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它的崛起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前的生态文学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缺失和流弊.     

生态话语审美化:生态批评的诗意之维

生态理念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社会色彩,生态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生态批评也因此而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性色彩。虽然生态话语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批判性,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不能沦为生态话语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而应该注重生态理念、生态思维的形象化和情感化,尽可能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生态话语审美化,是生态批评重要的诗意之维。     

论磁州窑诗词的生态智慧书写

本文运用生态美学原理,从磁州窑诗词生态叙事、生态意境、生态精髓等方面阐释磁州窑诗词绿色写作中蕴涵的生态智慧,以期开拓磁州窑诗词研究的新视野。     

文学发展的新生力量--绿色生态文学的崛起

在文学发展处于低潮的当今时代,绿色生态文学以其独特的环保视角崛起在世界文坛.文章着重探讨了绿色生态文学的产生,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