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家的经学思维方式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对乾嘉汉学的出现及其两种学风、乾嘉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作者认为，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内容看，宋明理学与乾嘉汉学并无本质区别，乾嘉汉学家们也始终未能超离出经学传统的窠臼     

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

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学术群体,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分支,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1)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性成就;(2)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3)反对汉学的墨守与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章太炎正名思想发微

章太炎是乾嘉汉学的殿军。乾嘉学者以"字"训"名",将正名问题视为语言文字的训诂考据。章太炎承继乾嘉汉学的"正名"思想,并对其作系统地综合。他的正名思想一方面肯定了语言与实在的关联性,承认语言建构实在的积极作用,但反对以名为实,表现出唯名论的理论立场;另一方面他敏感地觉察出了语言所带来的思想魅惑,肯定辨析名相对于澄清思想的作用。章氏正名论内含的哲学洞见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谢国桢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卓著.他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学风表现在气节坚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方面.对乾嘉学派,谢国桢既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也指出该派治学考古不知今、识小不识大和考证琐碎等弊端;同时,谢国桢还对乾嘉时期全祖望等富于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对晚清学术,谢国桢重点考察了学术嬗变与时代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他对晚清公羊学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龚自珍、魏源治学反映了时代精神.     

论清代对蒙古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及其意义

“因俗而治”是清代对蒙古族立法最为重要的原则。它是清朝统治者对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方略的继承的结果，也是清代统治蒙古成功的原因所在。     

论清代与现代饮具装饰的变化

对清代与现代饮具装饰部位、装饰纹样以及装饰色彩变化进行分析论述，指出了清代饮具与现代饮具装饰上的变化及原因。     

“上天以国粹付余”——章太炎先生学术精神的文化诠解

清季民初,在“国故沦胥”的同情与“西学荡灭”的反思中,文化学统的维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章太炎先生继绝自任,以排满情绪下所受的旧学训练,鼓吹革命,保存国粹,于讲学论史中继述文明,章太炎先生的学术精神正于此中流露,而此亦成为诠解章太炎先生学术的一个文化视角。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爱国情怀彪炳史册"——"皖浙起义暨徐锡麟、秋瑾就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1907年由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作为近代东南人民向满清王朝发出的致命一枪,是辛亥革命时期最壮烈、影响最大的起义之一。起义不但在江南地区重创满清的统治,还哺育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清意志和革命运动。为缅怀先烈的英雄壮举、弘扬优秀民族传统,2007年7月14日至16日由浙江绍兴市委主办的"皖浙起义暨徐锡麟、秋瑾就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绍兴市绍兴宾馆隆重召开。与会学者分别就"皖浙起义"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与教训及徐锡麟、秋瑾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探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     

现代化视角下的近代中国邮政述略

伴随着清末国内外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清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西方一些先进制度，其中包括西方近代的邮政制度。清末开始的邮政国有化的推行和管理邮政事务专门机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邮政近代化进程。到民国时期，实现了邮政统一，并日臻完善。     

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竟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胡适“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的反思,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超越宋明理学研究与明清之际学术研究两大阵营对立的各种观点,力求更加全面地看待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