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乾嘉汉学之“实事求是”话语权的起兴

＂实事求是＂虽可作为一个普遍的理念或方法,但在儒学传统中,只有到了乾嘉时期,它才被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得到广泛强调。乾嘉汉学之所以能够取代宋学之话语权、解释权,学界早有所论,而本文则旨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在此转换中,＂实事求是＂如何被提出,又是如何成为流行话语的,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话语。     

乾嘉汉学对“实事”的定位及其问题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乾嘉汉学家首次将“实事求是”普遍接受为一种基础性的治学理念.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所面对的阐释对象(“实事”)包括“书”与“事”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书”(经书之底本)为重心.乾嘉汉学家对经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实事”的定位.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的转变

嘉庆年间,乾隆朝崛起的汉学家接踵辞世,家学传衍现象明显增多。在家学的传承、发展中,一些潜藏的学术因素彰显出来:汉学领域大幅扩展,今文经学悄然而兴,汉、宋调融之势增强,经世致用色彩也逐渐凸显,原有的汉学格局遂发生深刻变化。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屡兴文字大狱.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文字狱"迭兴,骇人听闻,用杀戮政策对待士大夫知识分子,杀戮之多之惨,为历史所罕见.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清代"文字狱"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同时期的"文字狱"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一样的.     

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论汉代的文学家庭

汉代出现了文学家庭,汉代文学家庭的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成就。汉代文学家庭各有特色,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夫妻互动,有的是兄弟合作;有的诗歌突出,有的辞赋显著,有的散文辉煌;有的延续百年,有的仅有两人;有的一代胜过一代,有的一代不如一代。帝王和官僚具备从事文学的优越条件,文学家庭都出自帝王和官僚家庭。帝王的鼓励,家庭成员的相互影响,掀起一阵阵文学热潮,造成一个个文学家庭。     

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显学,读经习经蔚然成风,官办学校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官学能力的有限和日渐衰废,私学中长期以来教授儒学的传统以及通经入仕的利禄诱惑,使私学成为普及和推广经学的主要承担者,由此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清代中期新疆汉民族来源及人口问题

清代汉民族大规模入疆定居的主要途径是绿营军队驻守、军民屯田及商贩留居,文章以清代乾隆朝史料为依据,力图勾勒出清代中期汉民族进入新疆的主要途径及其人口概况。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盐铁论》与西汉经济转型中的学术及文学生态

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召开以及与此相关的《盐铁论》一书的产生,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背景。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盐铁政策屡有变化,这必然带来经济形态的转型。这种变化进一步给当时的学术与文学政策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当时学术与文学的生态及消长。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