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略论朱熹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及借鉴启示意义

作为两宋理学之集大成的朱熹,其本体论思想更加突显了儒家道德本体论的即内在即超越、即本体即工夫的鲜明特征.本文对其道德本体论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其客观唯心论性质和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绝对性、永恒性辩解应予以批判,而其中一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伦理学研究和道德教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某种借鉴启示意义.     

朱熹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文道观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秦汉儒家主张“文以明道”,唐宋古文家主张“文以贯道”,前期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朱熹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道合一”。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将历来仅限于道德或道统内容与文学辞章关系的文道说,切入到体用关系的深度,从表象世界或表现方式与其本体世界或终极原型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新的审视。然而朱熹的文道本体论自身包含着由其理气关系决定的两重性矛盾。     

先秦儒家报德要义解析

文章提炼出“报德”这一伦理范畴,从原典出发指出,先秦儒家报德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一个分支,其道德原则是以“义”为基础的、指导报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包括三个基本规范：“直”原则、“差等”原则和“私不害公”原则。先秦儒家报德蕴涵着宝贵的伦理资源,对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权思想——以唐甄的男女平等论为中心

明末清初 ,唐甄在学术上主张实事求是之学 ,批判宋明理学的性理空谈 ;他根据阳明学的四民平等论 ,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 ,主张人实际的本质上的平等。具体到夫妇、男女关系的平等方面 ,唐甄从人之天赋人格平等这一前提出发 ,认为夫妇、男女关系都应是平等的 ,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等封建纲常伦理 ,具有了近代人权思想的某些观念成分     

儒道价值观比较研究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儒道两家在价值观方面的实际影响最大。儒道两家有许多分歧 ,但也有一些共识。儒道两家都把“道”看成价值的本体论依据 ,儒家侧重“道之诚” ,以“诚”为终极价值目标 ,道家侧重“道之真” ,以“真”为终极价值目标。由此出发 ,儒家承认形式美 ,讲究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以美比德、以德统美 ,追求中和之美、道德之美 :道家不承认形式美 ,也不承认道德规范的有用性 ,讲究返璞归真、与道为一 ,追求纯朴之美、内秀之美。儒家所说的圣人以诚为本 ,主张超凡入圣 ;道家所说的圣人以真为本 ,主张超凡脱俗。儒家提出“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 ,大力倡导合群观念 ;道家提出“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 ,反对危害群体。在价值观方面 ,儒道两家相互补充 ,共同引导着中国人的总体价值取向。相对而言 ,道家的影响不如儒家大。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论儒家哲学的人生境界

古代儒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天人合一，或者象冯友兰先生所言，儒家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天地境界或哲学境界。从孔子开始，儒家均以人为一种道德性存在，或者说，人的本质应该是道德的。孔子以“仁”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仁是比人的肉体生命珍贵得多的东西。真正实现了仁，则“从心所欲不愈矩”。从孟子开始，尤其是到了宋明道学（即理学和心学）则开始把道德价值不断提升，直至实现伦理本体化。孟子认为，人之性是先天赋予我们的，那么，通过“尽心”、“知性”从而达到“知天”，“知天”则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儒家伦理与当代理想人格

儒家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所谓伦理,“伦,犹类也;理,犹分也.” 后世引申为安排部署有秩序的意思.因此,所谓儒家伦理,即指儒家这个思想流派在理论上所安排部署的一种秩序.由于儒家立论的基点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对生前死后的彼岸世界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所以,在理论上安排部署的秩序则更多地倾向于人间秩序.要安排部署人间秩序,自然得有个标准.在儒家那里,这个标准是两重     

朱子学与佛学

朱子的佛教态度是双重的,既排佛又容佛:一方面,朱子受佛教佛性理论的影响,逐渐走上注重心性本体、注重反观心源的道路;另一方面,朱子对佛教之违背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明理学家对佛教的态度多与朱子相类。     

儒家人性设计模式与中国道德特性

五伦实体与人性认同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两个支点.如果说五伦实体是对整个伦理实体与各种关系的设计,人性认同则体现了儒家德性对道德主体的选择与人生价值的取向;五伦实体从社会整体方面对伦理生活作出规定与设计,而人性认同则从道德的主体方面对个体道德作出规定与设计.如果说,人性是儒家德性精神的本体与潜在的话,五伦则是这种本体的外在与自在.从逻辑上说,人性认同与伦理实体的设计应当是各种传统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与前提,然而对中西方伦理传统的比较发现,其它任何一种传统的伦理都没有象中国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那样把人性提高到如此重要的高度,也没有任何传统的伦理象儒家伦理那样对人性进行过那么深入特久的讨论.人性认同更加清晰地体现了儒家德性的特性.     

“成就自身”的智慧: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

<正>一、儒家成就自身的智慧: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广义的"儒家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是非、对错的道理理性;二是明辨善恶、好坏的伦理理性。《论语》中谈到的"知"和"智",包括孔子说的"智者不惑"的"智",还有后来所称的"五常"中的"智",可以说同时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但进一步来说,儒家的道理理性和伦理理性具有紧密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儒家主张的智、明智、明哲主要在于追求伦     

以天道明人事——扬雄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形而上学论证

在扬雄之前,对儒家伦理纲常优越性的论证主要诉诸历史事实,或者将其视为人格化的天意显现。扬雄吸收《易传》与《老子》的观念与方法,创造了“玄”这个概念,认为它既是万事万物的原则与规律,又是宇宙世界的本源,然后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法,论证儒家的伦理纲常与自然现象和规律一样,是“玄”的具体表现,由此对儒家伦理做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论证。但由于《太玄》图式将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成阴阳二气的消长,无法与丰富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一论证不算成功,但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依然有重要意义。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对人道主义两重含义的认识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当怎样理解人道主义的两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呢?本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