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桓谭论赋与汉赋的“讽谏”传统

关于汉赋文体渊源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汉人如何学赋、作赋、论赋的考察,还不是很充分。由桓谭《新论·道赋》可以看出,汉赋的学习、创作与评价,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屈原《离骚》中的"从容辞令"与"直谏"两个特点,自战国末期开始,就只有前者被继承下来。汉赋"讽谏"、"劝百讽一"的传统,至扬雄时代已经式微。但汉赋提出的"讽谏"思想,对后世文学却有深远的影响。     

经学桎梏下的汉代赋论

西汉中叶,最早的赋论随着汉赋创作的日渐繁荣应运而生.综合这些赋论,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点:(一)虽然尚不系统,但却涉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赋体溯源和特征、汉赋的讽谏、艺术特征等,勾勒出汉赋研究的基本轮廓.(二)这些赋论又都处于经学思想的桎梏之下,论者几乎都从汉儒诗教的美刺标准来衡量汉赋这一新兴文体.可以说,这些评论揭开了扭曲地研究汉赋的序幕,也深远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因此,汉代赋论是汉赋研究的发端,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赋论作一综述研究.     

论谢灵运对赋的认识

谢灵运重视赋的创作 ,他的赋论散见于各篇赋中 :一是自觉的分类意识 ,把赋与其它文体区分开 ,又对赋本身进行分类 ;二是在发生论及本质上 ,强调感发作赋、赋以“通神” ;三是在风格论上不求华丽 ,“去饰取素” ,与六朝诗赋欲丽的审美倾向相悖 ;四是在价值论上 ,作赋是不朽之事 ;五是在鉴赏论上 ,作赋“托之有赏” ,鉴赏的意味更强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从赋家主体角度看汉大赋的兴盛

汉大赋的兴盛有其时代原因,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汉赋兴盛,客观上是汉代大一统的强大的封建国家为汉赋提供了描写对象;主观上,则是赋家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的独立创造。从创作论角度看,主体是汉大赋兴盛的关键因素,客观因素须通过主体作用的发挥才能产生影响。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秦观早年深习赋的创作,总结出了一套作赋的理论。他的赋论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词的创作。本文从炼字、炼句、用典及声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秦观婉约词风及"女郎诗"均受其赋论的影响。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论析傅雷画论对译论的影响

傅雷是我国杰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他对于绘画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鉴赏力。傅雷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绘画的真知灼见在"神似"说、傅译风格、创作者的素质、融合和谐观念四个方面,对他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翻译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嵇文甫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宣传普及唯物史观，领导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历史评价的理论体系，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一贯强调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总结规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始终捍卫着历史主义以及阶级分析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胡风“精神奴役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风提出了“人民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精神创伤”的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战争的“主体”而盲目地迎合和赞美“大众”，封建文化对“大众”具有“麻醉”作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批判，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