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价值新论

本文从“价值”一词的本意入手 ,引出刑事诉讼的价值既要“本身是值得羡慕的”,又要“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 ,并以此对原有的刑事诉讼价值理论进行了评判 ,然后提出本文作者的观点———价值效益理论 ,认为公正、人权和价值投入 (包括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 )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刑事诉讼价值在于以最小的价值投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和人权。文章最后还将该理论应用到我国实践中 ,对刑事诉讼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点评     

沉默权与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关系

沉默权是被告人最为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与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     

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看现行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存废

公正与效率是国家司法活动所要追求的两大永恒价值目标,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一部分,在设置刑事诉讼制度时当然也是以公正与效率作为主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对公诉案件的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旨在通过立案制度的屏蔽功能与权利保障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所要追求的公正与效率价值。然而经过十年的司法实践,立案制度并未按照立法者所想象的那样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本文拟从公正与效率的视角剖析现行立案程序,从而对刑事立案制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进行反思,并提出一些完善立案制度的建议。     

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与平衡——证人如实作证义务与证人拒证权的价值思考

刑事诉讼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其能产生正确的结果——对犯罪者处以应得的刑罚,而且还在于让那些利益可能受诉讼影响的人受到公正的对待,使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因此,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     

附带民事诉讼效率价值分析

在当代社会,除了公正以外,效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科学与文明的重要尺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关于效率价值的追求是设置这一制度的基础,附带民事诉讼中效率与公正是统一的。在兼顾公正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应成为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置所追求的目标。大陆法系的法国的制度模式可以成为我国修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借鉴。     

鼓励涉嫌犯罪者合作与提升刑事追诉效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的启示

公正与效率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对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追求难免减损司法的效率.作为协调公正与效率冲突,在坚持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提升刑事司法效率价值的对策之一,便是将鼓励涉嫌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规定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未来我国刑事诉讼的修改应当在鼓励涉嫌犯罪者与刑事执法机关合作方面作出务实有效的规定,以达到有效追诉犯罪之目的.     

自由:我国刑事诉讼法理想的终极价值目标

自由、秩序、公正、效率构成了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体系 ,其中自由与秩序是辩证统一的。中国的刑事诉讼传统上偏重于对秩序价值的追求 ,而漠视自由的价值。这种传统对现实仍有巨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建立以自由为目的性价值的价值目标体系 ,有助于充分提升刑事程序的意义 ;有助于遏止刑事司法腐败 ;有助于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目的与刑事实体法所规定的目的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有助于排除刑事司法中的非理性现象。     

论经济法价值的新定位

经济法的产生 ,昭示着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中 ,传统法律价值发生变化 ,新的价值形成并具有特殊性。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在实现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经济法价值定位于“效益———公正”的价值目标是必然的选择。社会总体公正与社会整体效益相得益彰 ,确保政府干预经济建立在法律的秩序范围内     

公正的渴求与资源的稀缺——略论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

经济效益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我国的刑事程序改革必须在强化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对其经济效益一并重视。     

公诉的价值

公诉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诉活动所追求的结果。公诉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法律正义,这是公诉的外在价值;二是体现程序公正,这是公诉的内在价值;三是注意诉讼效益,这是公诉的公诉价值。     

从意识形态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略论我国国际战略价值取向的转换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 ,其主导价值取向也由意识形态至上转换为国家利益至上。本文从分析作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开始 ,论述了我国国际战略价值取向转换的过程及其理论和依据 ,并对 2 1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价值取向作出初步分析。     

浅论邓小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方针

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价值选择上 ,邓小平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方针 ,就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保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观点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关于经济法诉讼独立性问题的探讨

以往关于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学说,忽视了对经济法诉讼价值目标的关注,难免会造成错误或缺憾的存在。经济法诉讼,以维护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但该目标超出了现行诉讼体系保护能力的范围,导致在当前实践中经济法效力的缺失。因此,只有建立起独立而又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协调的经济法诉讼,才能更好地保障经济法的实现。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检察官刑事拘留决定权之探索

在我国,刑事拘留权主要在于公安机关,但刑事拘留作为一项涉及人身的较为严厉的措施,实践中存在程序保障上的不足,权力配置过于单一以及超期羁押等诸多问题,必然要求变革刑事拘留的决定主体。我国并不能全盘引入国外普遍支持的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令状制度,但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由检察官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从检察官的中立性,法律监督职能,公众的司法信任以及诉讼效率等方面分析其适用之合理性。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虚假诉讼人法律责任分析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现象的大量出现,是《民事诉讼法》增加112和113条的直接原因。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未完全解决虚假诉讼人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为了全面遏制虚假诉讼的出现,立法必须清楚地界定虚假诉讼行为的违法和侵权的性质,并对虚假诉讼人施以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研究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适用时应当符合相应条件,实施时应调整和加强审前程序,简化质证、辩论程序、简化判决书,同时应注意法制原则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原则对简易审的制约。     

论我国鉴定制度的模式选择——来自英、美中立专家的启示

鉴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与鉴定程序的正当性。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英美国家的中立专家证人制度中得到很好的启发。与英美对抗制专家证人相比,中立专家可以很好地保障专家证言的客观性和程序的效率;与大陆法国家的鉴定人制度相比,中立专家可以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的公正性。因此,为了适应诉讼制度的发展要求,我国的鉴定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这样的路径:在民事诉讼中主要采取对抗制专家证人为主,中立专家为辅的制度;而在刑事诉讼中则采取中立专家证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