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及消解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垃圾围村的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垃圾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了消解的对策性建议,以供有关部门治理农村垃圾参考。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及现实困境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型社区治理、合作型社区治理等模式的发展,正向着自治型社区治理过渡.然而,在城市社区治理日益走向现代化的今天,一些现实的困境也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博奕、社区失灵的出现、以及NGO在社区治理中应有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都是人们应关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找到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势在必行.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困境与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不断充实,受益范围逐渐扩大,保障标准逐年提高,责任主体更加清晰,但仍存在制度发展不均、受益范围有待拓宽、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等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应从供给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及相关财政政策制度设计;从需求侧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从生产效率角度,增强信息对称性,多元化供给主体,加强地区间社会保障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异化与救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研究与救赎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发现之后,结合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变化的新趋势,进一步发现物化、支配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热情的消退。由此他们提出西方社会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当前重要任务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热情。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对异化救赎的文化批判探索之后,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哈贝马斯,将救赎的道路引向哲学、心理学、语言学领域,由此使异化的救赎走上了一条由多维化合力批判斗争向单维化内转孤立探索的救赎困境。进而使得“异化”这一由生产领域引发的问题变成一种纯学术的救赎构想,但在既失去了自我又看不见他人更看不见未来的异化现实面前,这种构想无非是一种救赎神话。但通过这诸种探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生产领域的问题最终要通过生产领域解决,而物质与精神的二度失衡与重新构建,才是可能的救赎之路。     

农村精神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思考

当前,农村精神残疾人面临着贫困程度深、社会保障供求缺口大、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不完善的生存困境,以及社会歧视、社会融合受阻的发展困境。建立全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是帮助农村精神残疾人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通过厘清非正式制度的概念,指出其核心就是"地方性知识";结合"炉灶改造工程"、"母亲水窖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指出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农村地方治理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性治知识、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治理视阈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以下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管理较为混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不足;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制度不健全,等等。对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基层治理,明确政府、农民与社会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合理划分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服务意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形成以城带乡新机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山西农村转型跨越发展的困境与对策思考

山西省已明确了农村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实现农村的成功跨越发展,就必须要破解目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强化农村的政治保障、完善经济保障和推动文化保障.     

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困境、难点及路径

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农村社会福利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尚存、国家顶层设计的福利制度依然处于构建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福利治理正遭遇缺位、越位、错位的发展困境,体现出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主体定位和路径定位方面的难点。破解其困境和难点的可行路径为:一是谋划积极的农村福利治理战略,二是重整有效的农村福利治理组织,以此为农村福利治理积聚发展共识和发展能量。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问题。从执政者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地方执政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培育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全球贫困治理的困境及其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

全球贫困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不断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但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使全球贫困治理面临重重困境。对此,中国提出一系列引领性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本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为推动全球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村合作金融异化的经济法反思

农村合作金融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旧有的合作金融组织不断向商业化方向演化,新的合作金融组织在不断地产生,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必然要遵循的规律.面对农村合作金融这一发展规律,对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价值、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必要的反思,对于进一步把握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思路、明确新时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的制度分析

本文章认为农村信用社合作功能的正常实现,取决于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的有效安排。国家在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国家往往偏好于短期租金,对有效的农村合作金融产权进行侵害,从而造成农村信用社产权残缺,其结果导致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