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自立自强：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石,是引领中国产业独立自主、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根本力量。但中国部分行业的关键环节、关键零部件不自主、不可控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在对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制度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提升基础创新体系的牵引力、增强产业前沿技术的主导力、营造创新制度的集成环境、补足科技人才的短板劣势以及形成多元协同配合格局等方面,提出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动因与路径选择

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举国体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新型举国体制对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彰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提升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能，更突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价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需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建立系统完备的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原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进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新型举国体制建设中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美国创新网络政策案例研究

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难点在于,我们较难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找到适合的参照物。但发达国家中也广泛存在着政府以重大任务为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整合动员科技资源的制度和能力,因而它们的经验可以被我们借鉴利用。本文延伸技术创新理论中有关创新的基本问题和创新型企业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与市场合作关系的理论框架,对美国创新网络政策的三个典型案例展开分析,阐明以任务导向、跨界网络、资源引导为特征的新型举国体制何以推动技术创新、满足国家重大需要,并得到三个主要启示：（1）即便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的持续创新也依赖基于政治动员、任务导向的战略部署与资源投放;（2）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国家重大紧急需求,但在设计与实施中应与产业与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结合,积累公共部门的知识与能力,形成对创新的持续承诺;（3）新型举国体制以核心技术与重大需求为牵引,最终应当构建一个技术前沿上的本土创新生态系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何影响?从动力机制及其未来路径等方面深度解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价值维度。在经济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产业效率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助推经济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层面,通过优化人民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全面进步;环境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广绿色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上,分别通过技术创新效应、组织创新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创新为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组织创新优化管理,释放创新活力;制度创新构建高效公正的治理体系,保障现代化进程顺畅进行。未来,需要构建双支柱举国体制促进技术创新,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完善组织创新,构建长效的制度创新机制,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构建以技术社会实验为导向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的机制模式目前仍然在探索中，如何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比传统的举国体制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可以发现，新型举国体制需要走出封闭的知识生产模式，在技术应用的整体性、知识生产的流动性与社会技术环境建构的参与性上进行探索。而新型举国体制的技术实验—扩散模式，在发展技术社会实验模式的基础上，在新型举国体制内部划分了生产、扩散、应用三个阶段，通过生产者、互动者、参与者三个主体的设置来克服参与困境。技术实验—扩散模式在技术体制、应用方式与资源配置上对技术社会实验进行了发展，是一种融合智能社会实验的新模式。     

打造新型举国体制：以中国大型客机研制为例

C919大型客机被誉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典范。本文以此为案例,探究国家应如何打造新型举国体制以在重大科技与产业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发现,新型举国体制构建的本质内涵在于：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特征（战略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一套满足技术创新实践需要的组织运作原则（政治性和组织性）。中国分别借助创新政策联盟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两个组织载体,成功建立起嵌入式自主性的政企关系结构——国家既能够排除局部短期利益群体的干扰,作出独立的战略判断,又能够与产业界持续互动、沟通协商。基于此,国家在打造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有效发挥战略控制和组织整合作用,从而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所需的组织运作原则。     

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共识与机制探索

新型举国体制是服务于战略性创新的重大任务的责任体制,政府需要以重大任务专项为载体,通过跨部门、跨机构、跨所有制资源的动员和投放来为创新主体的成长提供窗口期,创制出战略性技术的创新竞争市场。就实践而言,由于科学与工程技术在认知逻辑上的根本区别,新型举国体制采用的组织形式应当立足于重大任务专项的本质属性。成熟的创新经济体采用了“分级式新型举国体制”,即在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创新的创新链中,分层设置包括战略性基础研究、任务导向型的源头性技术创新、面向产业共性技术瓶颈的政产学研联盟在内的举国体制安排。而不同阶段之间的呼应和协调,则由国家战略意志及政治性责任传导来完成。在这些经验中,新型举国体制实践体现出强烈的互动性、组织性与开放性。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新型举国体制的使命是,通过开放性的跨部门动员、培育创新共同体的互动性和组织性机制,孵育战略性科研、源头性技术突破和关键产业技术的雏形,解决“卡脖子”问题,从整体上形成国内的创新共同体,从而增强本土产业创新的组织性、增强本土创新链产业链的韧性。     

党的政策、党内法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协同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政策和党内法规并非与现代治理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相反两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政策的宏观性、灵活性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是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与法律保持一致,从不同维度参与国家治理。党内法规的纪律性、法律性通过作用于党的治理,科学地、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无论是党的政策还是党内法规,都与国家法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法治治理逻辑下协同作用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新型举国体制探索

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功能，对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受到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新型举国体制的探索进程较为迟缓。新型举国体制适用于项目技术路线明确、技术研发走在最前沿且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距、自主技术路线属于必需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成本不敏感等状况。在推行新型举国体制时，要注重几个要点：集中统筹与创新主体自主性结合、组织的科层性和柔性结合、成本与收益相统一、新型举国体制与企业自主研发活动结合。结合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和现状，推行这一体制的战略举措包括加快试点建设，实施“边摸索边推广”的模式；控制新型举国体制实施范围，防止泛滥化；培育有利于新型举国体制研究和推广的社会氛围；建立好退出机制，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完善我国科技创新容错激励机制的思考

科技创新容错激励是分散科技创新风险、鼓励再创新的有效措施,科技创新失败补偿是其应有之义。现阶段,在我国,国家、社会、企业三个层面都有构建科技创新失败补偿政策的内在需求,基于此,可以围绕评估体系、运行体系、监控体系和保障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我国科技创新失败补偿政策体系,为完善我国科技创新容错激励机制,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提供支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兼析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贯穿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这源于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曾践行而后又背离了这一原则,后期由于公仆变主人、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导致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理论上清醒定位主仆关系,从法治上切实保障,彻底消除公仆变主人的土壤和条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与复合治理结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与必然要求。从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布局的互促耦合正向关联观之,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调整是催生我国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因应性重构的直接动因。在当前阶段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和冲突,表现在现代化建设布局的均衡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侧重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治理技术的进步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应当从制度目标、治理体系、多元方法等方面进行多维度重构,摒弃传统单要素法律规范层级制度建构的生成思路,转而以综合评价标准的建构思路,围绕预防性、约束性、整体性和参与性等主导价值范畴,搭建以核心制度、基本制度为构造的融贯性制度体系,应对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的各项调试需求。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议题、演进与机理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以2001—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收录的355篇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科学计量软件构建治理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知识图谱，分析表明：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和基层治理。研究演进趋势表现为研究理路从结构分析向制度分析转换、研究范围从国家治理向基层治理延伸，研究内容从理论阐释向实践经验过渡。影响上述研究议题和演进趋势的可能性原因在于治理现代化背景导向下的历史情境、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顶层设计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要素嵌入三大因素。未来，应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理性认知升华实践经验的做法增强学理性基础；拓展微观研究视域，对治理过程中重难点问题展开深层次研究；丰富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把握治理规律和本质。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