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0年石化塑胶、采掘和造纸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结论显示,较好的财务绩效、国有产权企业、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则越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第一大股东持股越多、高管持股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会因为财务绩效的高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社会责任与治理——以GPFG的最新实践为例

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仅表现为公司自愿服务社会的一种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产生一套完备的规范制度设计,即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的方式将这种理念落实在商业实践当中。主权财富基金的社会责任源自但不同于公司的社会责任,具有自身的特点。作为主权财富基金典范的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先后制定了两个道德准则来实现它的社会责任,通过将违反道德准则的公司从投资范围内排除或进行观察的机制来改善基金自身的治理,而行使积极所有权则有利于改善目标公司的治理。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困境与制度突破——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为视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存在规范依据、责任认定及修复执行三大层面的法律困境。具体来说,实务中存在法律性质模糊、修复考量因素多、替代修复依据不足和资金管理不统一等困境。而该制度可溯至环境公益诉讼,经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起诉主体、权利基础及责任内容等均有所改变,加之《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确立,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理论研究均上升到新高度,但上述法律困境亟待解决。有必要以该改革为契机,深入阐述生态环境修复基础理论及法律难题,从制度和实务两方面进行勾勒,确保该制度发挥显著的生态保护功能。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电子治理视角下的政府部门与公务员绩效考核模式创新——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电子治理是治理理念在信息化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的新形态。我国当前进行的基于电子审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电子治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推动电子行政审批的过程中,政府业务流程得以再造,政务办理过程能够得到全面记录,这些都为提高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水平提供了条件。文章以电子行政审批下的多元化考核为例,提出应用电子治理手段推动政府绩效考核模式创新的构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兼析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贯穿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这源于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曾践行而后又背离了这一原则,后期由于公仆变主人、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导致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理论上清醒定位主仆关系,从法治上切实保障,彻底消除公仆变主人的土壤和条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与复合治理结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近年来,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化工等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甚至连一度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由于产能全面过剩而步入衰退.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及其形成机制,在于多年来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强制性干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以及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传统.因此,只有抛弃过往以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机制,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推动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根治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顽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