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参与与监督主体,也是构建文明乡风的倡导者。新乡贤是在传统乡贤优点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化的社会情境衍生出来的全新群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参与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群体认可度低等问题。文章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机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为该群体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审视与思考——以乡村文化振兴为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近年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在中国乡村逐渐兴起,艺术以丰富的面相在回溯传统美学、复兴传统文化,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贡献力量。文章从乡村文化基因的美学基础、农耕文化根脉的思想基础及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现实基础三方面入手,探讨乡土传统的生存智慧、提取农耕文化独特的审美观念、邃晓乡村文化振兴中艺术参与的内在机理与现实意义。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扎根文化遗留的乡村沃土之上,既不偏离乡土社会内部结构,也不能脱嵌于现代商品经济的现场之外。首先,深入理解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是每一位乡村建设躬行者的首要关切,艺术可在传统文化元素挖掘激活与乡土社会关系主体构建两方面参与乡村建设的文化调适;其次,乡村为艺术参与提供了审美创造性转化的更多可能,提出了乡村审美如何通过艺术参与做到合理的商品化价值转化与传播的重要命题;最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以多样化方式深入乡村的在地生活结构,关键在于长效构建乡村生产“百业-百工-百艺”的融合共生关系。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乡贤返场——构建“乡贤治村”新格局

正"乡贤治村"是通过重塑乡贤公共物品供给者、乡民利益表达者、乡土文明弘扬者等社会角色来完善现代"乡政村治"模式。乡贤返场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实现乡村善治。但乡贤组织定位模糊、乡贤群体力量薄弱、"乡贤治村"以"德"替"法"倾向等桎梏羁绊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当以创建多元共治机制、完善人才延续机制、建设德法并行机制等举措实现"乡贤治村"长效化。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文化生态视域下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区域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外乡贤为研究对象,探讨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角色类型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差异不显著,角色感知略大于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第二,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闽南区域内部差异不显著,角色感知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厦门市受访者乡贤角色感知平均得分小于漳州市;第三,乡贤角色类型选择闽南区域内部差异不显著,参与实干并不是首要选择,受访者希望创新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第四,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第五,空间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不仅要提高省外乡贤个体角色感知水平,特别是意识—技能方面的角色感知,还要关注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外部因素,特别是要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与氛围.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