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的生成、困境与蜕变的可能——论二十年来“新乡贤”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向

“新乡贤”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有威望,热爱乡村并且奉献乡村的贤达人士.在二十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乡土小说中,就涌现出了许多书写“新乡贤”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新乡贤”的生成路径、现实困境以及蜕变的可能与轨迹都做了细致的揭示,既有理想的建构、理性的审视,又有冷峻的批判,表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立场与丰富的叙事面貌.“新乡贤”叙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而且对于当下乡村发展与文化建设而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什么农村？如何研究？——评《乡村社会关键词》

《乡村社会关键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以下简称《关键词》）是贺雪峰先生的新作,该书是一本农村调查随笔汇编,它延续了作者在《新乡土中国》中的写作风格：“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1],通过具象地对2000年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素描”,以此来展现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以文章内容和写作时间而言,“本书可以看作《新乡土中国》的续篇”[2]但对作者而言,长期农村调查所积累起来的厚重经验和学术灵感并不只是简单对乡村巨变的再现,《关键词》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调查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从经济社会层面描述乡村治理和村庄秩序的话,那么《关键词》则透过农村家庭理性化和农民信仰缺失看到了农民观念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系统的变化;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静态的对观察乡村社会的话,那么《关键词》则在方法上纳入了时间和空间概念,不仅注重深度个案调查,而且注重区域比较。可以说,《关键词》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旨趣上都有不小的超越,它和《新乡土中国》一起不仅为我们较为完整地观察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切口,而且表达了作者学术生命的推进和强烈的学术志向。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20世纪末湖南诗歌创作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不倚的湖南诗人们坚守创作,涌现出一批批甘于与寂寞为伴的人们。尤为突出的当属湖南诗坛的常青树彭燕郊,其以深刻的现代性和民间性,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被誉为文学上的“彭燕郊现象”;其次,站在城市与农村边缘线上的“新乡土”诗群以田园牧歌式的抒写传达对乡土、家园的诗性,以及“6＋0”诗歌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表达对现实的思考与探索;“新湘语”诗群立意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性写作之上。湖南诗人们于不事声张的耕耘中实现着低调的华丽。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论析

乡土小说是 2 0世纪 2 0年代中国文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写实派作家在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 ,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 ,从整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恋乡心结是 2 0年代乡土小说产生的重要根据 ,乡土作家们以一种深意的笔触去营造乡村世界 ,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 ,使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 ,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在创作中去精神还乡 ,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可以说乡土成为 2 0年代乡土作家创作的不可抵御的永恒诱惑 ,从而促成了2 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繁荣     

乡土社会视角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村民，而村民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差序结构”并没以有发生质的变化。这反映在价值标准上就是还没有完成从特殊性标准到普遍性标准的转变，它对村民的思维和行动无立生实质意义的影响。     

乡土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村民,而村民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差序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反映在价值标准上就是还没有完成从特殊性标准到普遍性标准的转变,它对村民的思维和行动均产生实质意义的影响。     

从比较中感悟《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他通过十数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直接观察,得出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半个多世纪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先生写下了<新乡土中国>.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关于处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调查笔记.对这两本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著作进行比较,对于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及观察、认识农村社会的方法,具有启发意义.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     

文学介入新乡土的可能性——兼论凡一平的上岭村叙事

在今天城乡一体化加速的时代，文学介入乡土的问题面临着新的复杂性，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市场、接受者来看，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寻找新的动力和可能性的状况。而从作家一方来看，由于多数人不在现场，也不再熟悉当下乡村生活，必须找到新的想象空间和切入方法，才可能有效地再现新乡土。凡一平的上岭村叙事，以其雄健的笔力、生动的描绘，试图开拓出乡土文学的新篇章，其本身也成为某种困境的新表征。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台湾新乡土小说的历史想象与反讽——以甘耀明《杀鬼》为中心

乡土作为自古有之的文学母题,从不曾自外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标准却有待翻新和重建。本文通过对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甘耀明的《杀鬼》之评析,看取两方面的新质:从叙事方面以想象历史反映当前台湾社会政治文化迷思;从艺术方面通过魔幻写实手法丰富乡土书写的审美价值。     

乡村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以贵州省W村为案例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社会转型,使传统的“乡土中国”变成了现代的“流动中国”,这无疑给广大乡村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与此同时也给传统的乡村养老体制带来了冲击。随着我国乡村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改革与创新乡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文章将以我国西部地区贵州省的W村为个案来调查分析乡村社会转型中村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乡村文化振兴与新乡贤再造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短板，需有切实可靠的办法与措施予以解决。在高度重视新乡贤的今天，应注意为其减负，强化其文化功能，进行赋能与价值再造。这主要包括：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让新乡贤成为乡土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引领者、地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发扬者。新乡贤再造还需要处理好开放、创新、优势、人才等问题。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凌叔华散文研究综述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才女作家。自1933年阿英对凌叔华的散文创作作出评论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对其散文创作及地位进行评价。新时期关于凌叔华散文创作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三个发展和推进的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的说来,学界对凌叔华散文创作研究的重视还不够,有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这也决定了她的散文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