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定位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定位人工智能的社会地位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嵌入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为人工智能嵌入道德算法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规范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研究进路都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基于道德特殊主义,我们可以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重新理解权利——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权利概念分析

在对主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关系的理解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把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人权看作是脱离人民主权而私人独立享受的东西,主张用一种弱的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权。而共和主义则相反,从伦理共同体基础上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人权只能在人民主权的实施中被享用,主张用一种强的民主制度来保障人权。而哈贝马斯强调从程序主义角度重新理解权利,把人不仅作为法律的承受者,而且作为法律的创制者,强调人权和主权是相互补充的,主张通过程序主义的民主制度保证同时实现人权和人民主权。但是这种程序主义却没有程序。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近几年,人工智能不但“染指文字创作”领域,也开始“涉足”音乐创作和美术创作,但是人工智能的生成物究竟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等问题亟待回答。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不是“人”。人工智能显然也不具备承担责任所需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来源。所以人工智能还不足以成为“拟制人”。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项科技成果,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音乐、绘画、图形等生成物,虽然具有作品的外观,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其著作权归根结底也属于人类主体。目前其他学者提出的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归属于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归属于公有领域、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等观点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情形下,应当依据创造主义、所有权主义或者约定主义,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不同归属。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决绝的反本质主义者,伊格尔顿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为本质主义摇旗呐喊,这与罗蒂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这令人其妙莫名,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态度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对本质主义的政治之维鲜有涉猎———毋庸说将此问题予以深入阐发;而此一维度从根本上隐约决定了很多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解、敌视与攻讦。     

关于西方人格主义道德观的几点思考

人格主义伦理道德观认为,人的道德既不是来自人的善良愿望和人的天赋爱心,也不是仅靠外在社会规范的教育和强制而产生,而是来自人格.人格主义伦理道德观特别强调人格和义务的原则.在它看来,人格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感觉、情感和意志等机能的道德主体.人的自我完善在于人的道德完善,而人的道德完善则要通过人格完善来实现.     

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进路

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理论形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生态觉悟,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论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框架问题及其出路

在人工智能学科的兴起之初,符号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主流流派,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框架问题的出现阻碍了它的发展势头,致使符号主义逐渐走向没落。为解决框架问题,符号主义曾提出过两条主要解决路线,然而均未能成功。人们逐渐意识到,框架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普通技术问题,其背后牵涉到复杂的深层认识论问题(丹尼特)。为此,德雷福斯等主张从现象学角度对符号主义人工智能进行反思,揭示框架问题技术之外的多重内涵,只有对人类智能有了更深入的全方位理解,塞尔理想中的人工智能才有可能实现。     

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再思考

从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内容及实施的效果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符合当今世界民族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 ;其次 ,在和平发展这一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下 ,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应该摒弃 ;再次 ,多元文化主义它所主张的保证所有民族在各方面的平等 ,是很难真正实现的 ,但它在一段时间内暂时调整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公共天下主义：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

本文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天下”概念并构建“公共天下主义”理论框架，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中因为多元身份认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新的理论解释，并构建“公共天下”中“天下人”价值观与行为的伦理新秩序。公共天下主义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成员属于同一个公共天下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体系，认为全部人类成员都是公共天下的共同组成者、建设参与者、文明分享者、责任共担者与公共治理参与者。天下是天下人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的天下，天下人是平等的，天下人需要友爱与合作，天下人具有分布理性，天下人需要互助互谅，天下人共存共荣共担风险。天下人身份认同作为公共天下主义的伦理前提，可以作为调节各种人类共同体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工具，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     

儒学合理群体主义及其现代思想价值

儒学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主张独立人格形象,弘扬个性与意志独立;肯定个人利益,倡导义利统一;提倡和谐公正,体现平等无私。儒学合理群体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参照系。     

怀疑主义难题的摩尔式解答

怀疑主义难题是哲学史上最重要、最为人关注的难题之一。怀疑主义难题的未决是“哲学的耻辱”、“人类的问题”。摩尔用常识实在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解答,对这种解答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全面的评价,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辩护——“进步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异质性勘定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应当予以摒弃。缘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来讲,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也总是借以"进步主义"来指责马克思的虚妄。对此回应需要追问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定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主义"?马克思是"进步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它与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那个"进步主义"是否一致?从后现代主义对"进步主义"批判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线性"进步主义"的历史单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命意中的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是一种"进步与灾难"的辩证法与线性的"进步主义"都是相异质的,因而,以"进步主义"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