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欠发达地区旅游就业增长方式研究——以广西为例

广西旅游就业增长方式是以投资拉动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型旅游就业增长方式。在影响广西旅游就业增长的因素中,旅游要素供给因素是广西旅游就业的主动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对广西旅游就业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劳动力因素为广西旅游就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虽然旅游需求因素并不是广西旅游就业增长的主动力,但旅游需求因素对保持系统各要素相互协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以大新、靖西、那坡三县为例

广西边境西段大新、靖西、那坡三县等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但还存在认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办学不活等问题。对此,应转变观念,真正把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当做兴边富民、巩固边疆的战略任务来落实;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加强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工作的宏观统筹和规划;建立符合边境民族地区实际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等等。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之对策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面对毒品问题.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等诸多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毒品的过境及由过境引发的吸毒等问题,更加制约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速度.毒品、贫穷、民族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难解之题.只有破解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全国其他地方的问题才能得以从根本上解决.事实证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推广.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边疆社会治理的网络安全及法律规制初探——以网络安全监管为视角

网络安全监管是指利用多元的控制手段对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主要包括对网络提供商和网络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监管等。网络安全监管机制既是社会学问题,也是法学问题,因此,网络安全监管机制是社会学机制和法学机制的结合,其中法学机制的创立以制度的建立为基础,而制度又以规范的确立为前提。     

连片特困地区公共安全协同治理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的重要途径和目标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彻底改变目前特殊困难的局面,与全国基本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公共安全条件恶劣是制约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导致其发展滞后的根本性因素.公共安全协同治理,既是片区一体化发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彻底改善片区公共安全状况,成功实施连片地区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根本要求.     

制度建构、治理效能与路径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大气污染治理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大气污染治理机制,涵盖政府各主体间、政府和市场主体间、政府和社会主体互动三个维度,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标准指标、监管措施、责任追究等制度安排实现大气污染的有效防治,在提高空气质量、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中依旧存在制度执行力不足、数据公开透明度不高、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挑战。因此未来应从加强制度创新和完善、强化数据监测和信息披露以及促进区域协作和协同治理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持续改进。     

教会放贷与民教冲突——以清末广西民族地区天主教的高利贷活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天主教会在广西民族地区的放贷活动十分普遍,对解决民众的经济困难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其利率较高、借贷条件苛刻、催债方式残暴等原因,往往引发民教冲突。     

研究甘青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多维视角——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评介

李清凌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一书,是学术界系统论述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思想和实践的力作.该书强烈的现实关照,兼顾思想、政策和实践的多维视角,重视治理思想、政策的统一性和发展演变以及强调中央与地方在民族区域治理中的互动等,都触及到相关问题的核心,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次边疆治理：历史镜鉴与实践意蕴——以西部边疆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次边疆连接国家主边疆和核心区,历来是国家治理主边疆地区的战略基地、交通孔道和经济辐射中心。国家空间治理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叙事和实践,忽视了次边疆与主边疆治理的互动、互构关系。王朝国家对西部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与实践探索,为当下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和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当前,次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家空间整合、边疆安全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次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难以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为更好发挥次边疆地区的空间功能,需在国家治理全局中强化对次边疆地区的空间谋划,发挥次边疆在促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中的纽带作用,构建主、次边疆安全的协同治理体系,着力发挥次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历史功能与区位优势。     

当代中国文件治理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分析视角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文件治理国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文件治理的演进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建国以来,随着党政关系的几经调整,文件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本文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的历史变迁为观察点,试图探寻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轨迹。     

中朝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朝边境地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边境地区从昔日的“边陲末梢”发展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安全问题汇聚交织的复杂区域和敏感地带,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境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安全问题。作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特殊空间,边境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加强边境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对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与居民消费观念的变迁——以云南新华村为例

工业乡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乡村社区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特殊形态.大理新华白族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性、民族文化性和具有加工民族工艺的基础的特征,实现了农村农耕经济向小手工业和服务业转变的新型产业结构调整.这种新型产业结构对新华人的消费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新型产业结构下的居民消费新特点.     

我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现状与改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推动主体和监督主体,加强其参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治理优势,提升我国协商治理的水平,促进执政党科学民主决策。当前,我国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源配置失衡限制参政党参政能力的发挥与拓展,二是协商意识缺失消解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三是角色定位偏差制约参政党社会服务功能,四是主体参与不足影响参政党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强化协商意识,提升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立足参政议政,增强参政党社会服务能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