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西藏边境文化安全问题及对策

文化安全是西藏边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维护西藏边境地区的文化安全，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对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西藏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形势下，西藏边境地区的文化安全面临内外部诸多风险挑战。确保西藏边境文化安全必须要发挥党建引领，守牢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加强对西藏边境地区各民族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边民教育，提高边民觉悟；构建边境地区文化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切实维护西藏边境地区文化安全。     

国家认同: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的中国梦,是由无数中华民族成员个体梦想汇聚而成的国族梦,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国家认同观照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与民族愿景,是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依据民族共同社会特征承认中国梦这一族群梦,进而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与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梦认同的特定场域与国家认同的现实依托,构成中国梦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实践载体,也是中国梦认同到国家认同价值演进的具体场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互补,则为中国梦认同归旨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路径。     

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路径构建

国家认同具有多维内涵,其中政治认同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多元文化语境下港澳青年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本土意识的异化与极端、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西式民主认同的挑战等四方面的现实困境。对国家的政治信任、社会支撑系统、政治合法性、内地青年对港澳青年的态度是影响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制度建设、组织工作、教育培养、文化价值重塑等四个层面可有效提升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发展对策研究——以茂名市三县市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在舆论宣传引导、信息共享、助农服务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创新发展乏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不足、内生发展动力较弱等问题。对此,本文尝试从乡村振兴视域下,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发挥其优势与作用,借乡村振兴反哺三农政策之机,促进其自身传播发展进行路径探讨。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境牧区政治稳定的关系研究——基于政治认同的视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边境牧区政治稳定是相互演进的互构关系,边境牧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政治稳定具有独特的功能性意涵,政治稳定则是边境牧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置性条件和价值性旨归。在边境牧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边境牧区的外部政治环境、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参与状态等政治稳定因素会对其铸牢成效施加内外叠加性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政治单位构建所需要的国家共同体认同、政治权威认同、经济绩效认同、现实利益认同施加作用而得以实现。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启示及未来展望——来自河南的创新实践

从机构重组、平台搭建、技术驱动的“打基础”建设,到资源整合、服务拓展、基层治理的“上台阶”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逐步实现从井喷式增长到提质增效的转变。近年来,河南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改革创新,打造了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河南样板。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还需要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深度融合、增强政民互动、创新人才支撑等,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认同建设经验

国家认同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反映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基石,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结果,两者双向互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领导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建构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一是深化国家政治认同,这是认知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二是强化国民的爱国情感,这是情感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情感表达;三是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是态度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行为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高度的国家认同是创造“中国之治”奇迹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论回族的国家认同

回族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内涵具体体现为对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维护、对政府的认同、对国家法律与政策的恪守、对宗法的认同、对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等方面。理解回族的国家认同,必须考虑到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与宗教性。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回回”入中国籍贯、明朝对伊斯兰教的同化与尊重、歧视与不争反应模式的出现、“五族共和”思想与抗日战争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都对回族建构国家认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回族国家认同的身份既体现出回族的中国人的国民身份,也体现出回族的穆斯林的身份。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现代国家认同与国家权力合法性分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现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意图所在,亦是国家权力合法性不断得以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提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主权和三种国家特性(民族文化正当性、政治法律正当性、社会经济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尤其要注重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建设和维护,在政治法律正当性和社会经济正当性上也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     

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视角

推进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进行建构。目前,香港、澳门在国家认同方面主要存在“香港人、澳门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对立、政治法律认同水平较低和地方意识过强等问题。对此,应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在香港、澳门地区加强国民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端正、提升港澳居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港澳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价值阐释与传播研究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任务是对文化遗产加以综合保护，更是阐释并传播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长城文化价值包括作为客观物所凝结的华夏儿女保卫和平的劳动与智慧、人的生命力与本质；也包括作为文化符号存在于华夏儿女集体记忆中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中华文明尚和合的特质；在新时代阐释长城文化价值，又体现为红色资源、红色精神以及长城文明交流互鉴作用所彰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更好地弘扬长城文化价值，既要依托长城构建文化空间，开展基于旅游体验的传播，又要开发长城IP进行文化传播，并注重国际传播。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农民话语权缺失:信息传播维度解析

话语权表达作为一种重要的利益实现途径,正在为大众所认同.然而,农民作为这一场域下的"弱势群体",由于种种历史以及现实的原因,话语权却处于相对缺失状态,这不仅与民主发展的实质相抵触,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政治的权威合法性和稳定.而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信息传播网络的"短路",农民的"话语"无法通过有效的传播路径到达政治决策层,从而也就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满足利益需求.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和平解放西藏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以十八军进藏为中心

政治符号建构与传播是现代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和平解放前后,对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政治整合、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进藏途中和驻藏后,十八军广泛植入、运用、传播甚至化身为新中国政治符号,使藏族人民逐渐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认可和认同,促进了新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整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