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知识产权规则的多维度解读及中国应对

RCEP是一个现代、全面、由东盟国家主导的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知识产权条款从保护范围、权利的限制和例外、权利的实施等不同的维度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相应规定,条文具有全面、开放和均衡的特点。RCEP知识产权保护立足于东盟发展现实,其互补性和弹性条款确立了东盟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式规则,在互相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互通性而非一体化。为更好地抓住RCEP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带来的机遇,当前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创新链大循环体系建设;推进RCEP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深度链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视RCEP签署带来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辐射效应;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建设;构建开放、包容和具有弹性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条约法思考与应对策略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由来已久,从中美建交到2009年,中美双方就纺织品贸易问题展开了漫长的磋商,并且发生了多次＂贸易对抗事件＂。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在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善意原则＂,美国的行为在本质上构成了＂隐性违规＂。鉴于此,中国应该争取将中美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和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中的＂模糊＂概念清晰化,尽可能地减少美国隐性违规的机会;中国应积极寻求国际法上的救济措施;中国还应采取法律和外交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等。     

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美"337争端"

“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共同构成美国知识产权国际预防和保护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一石两鸟”的法律和限制贸易作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近十年来“337调查”大多涉及专利侵权，集中在亚洲管辖区内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随着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在经济贸易方面的逐步体现，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中美“337争端”作为伴随中美贸易战略摩擦而存在的一般性摩擦，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并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表现方式。其他国家成功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经验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仍是解决中美“337争端”的重要途径。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CEPA框架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与解决

CEPA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贸易安排,对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发展有相当积极的作用。随着CEPA协议的进一步实施,越来越多的港澳产品与服务进入内地市场,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解决内地与港澳地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时,应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整合和发展原则,以及优先适用内地与港澳地区共同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原则;解决上述法律冲突的最佳方式是三地协商制定一个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标权TRIPS-plus条款研究——基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比较

在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浪潮中,发达国家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行比TRIPS协议标准更高、范围更广的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即TRIPS-plus条款.以美国和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在商标国际条约、商标的构成要素、种类、注册程序以及驰名商标的保护等方面均存在严苛程度不一的商标权TRIPS-plus条款.这种商标权TRIPS-plus条款正日益影响和改变着商标权国际保护规则,发展中国家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积累经验,针对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商标权条款设置上的不同特点,制定应对措施,更多地争取友好型条款,维护本国商标利益.     

论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

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狭义上指该协议明示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或例外条款,广义上则包括该协议的所有适用例外。WTO成立10年多,有关TRIPS协议的争端接踵而至,尤以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引人瞩目。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TRIPS协议例外条款,探究其法律渊源及立法精神,评析有关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本文认为,TRIPS协议的例外条款及其解释说明,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要加以适当限制,以达到权利人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并建议我国应将履行TRIPS协议的义务与合法规避相结合。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属地和属权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与贸易收益

作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贸易流,中美贸易发展影响着全球经济走势。现行的基于属地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收益核算框架,没有考虑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中的作用,会严重影响中美贸易收益测度的真实性,扭曲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为此,利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美属地和属权增加值贸易,以及中美经贸收入平衡的变化。研究发现：当前基于属地原则的增加值测算高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收益,同时低估了美国的收益。在属权原则下,中国增加值贸易顺差和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都大幅下降,中美双边属权增加值贸易顺差仅为属地增加值统计口径下的65.7%。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应积极推行基于属权原则的增加值核算体系,这为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改善收入分配和对外投资结构,以及双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40年中美互动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中美的互动。从中美建交之初的相关协议,到1991年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这一时期的中美互动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框架的形成。1994年和1996年的两次知识产权谈判,以及2007年在WTO框架下的磋商和裁定,不断推进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的进步。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对WTO规则的熟悉与运用,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本轮(2017)301调查所关注的问题逐渐浮现。从宏观上分析,本轮301调查美国对华施以的压力,实质上系中美互动中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完善——>强化执法——>制度检视"这个循环周期的最后一环,但从化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机遇的角度,这也许是倒逼中国趟过改革深水区的外部推动力。     

知识产权贸易何以促进“双循环”有效联动

知识产权贸易作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表征之一,不仅对推动国内和国际循环水平的“双提升”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知识产权贸易不仅可以通过推动诸如专利、技术和品牌等高端要素跨国流动而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还可以通过网络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产生间接作用。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预期,并且发现,知识产权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效应,在RCEP国家和非RCEP国家都能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必须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完善政策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协调,全面推动我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制度创新条款解读

文章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第十六条合作条款和第二十七条审议条款内容和价值目标及意义的解读,认为合作条款和审议条款蕴含着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制度创新模式,中国应对该两条款善加利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自由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是一种规范全球范围劳工事务的制度。经济全球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使劳工标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发达国家采取了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的方式推进劳工标准的实施,并在地区层次和双边层次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领域博弈的结果。中国在劳工标准领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增长动力研究——基于创新驱动视角

坚持创新驱动,构建具有强劲内生动力的贸易发展核心优势是当前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创新驱动的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增长引力模型实证发现,创新能力对中国国际贸易增长具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市场环境、交通物流等综合条件的改善将有助于中国和RCEP其他成员国双边贸易的共同繁荣;东盟十国在RCEP框架内占据中心地位,创新发展与贸易环境改善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创新驱动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进口、出口及贸易总额等不同方面的影响结果有所差别。基于此,中国应持续深化全面创新,构建基于创新驱动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优势与内生动力;在坚持高质量开放基本原则的同时兼顾RCEP成员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针对性地发展各具特色的国际经贸合作,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及供应链在RCEP不同国家实现相应的延展与互补;同时主动积极推动RCEP的深入落实,进一步营造更大范围与更高水准的贸易环境,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RCEP框架下中国区域价值链优化研究

受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以及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加快重构,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寻求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区域价值链。当前,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价值链关系日益密切,已经成为RCEP区域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但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也有进一步优化区域价值链的迫切需求。RCEP的签署填补了本区域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缺口,不仅为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增强了区域价值链韧性,降低了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而且也为中国增强在亚洲价值链中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积极应对产业对外转移趋势,主动寻求与日韩的高端产业合作,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国主动对接和申请加入CPTPP,是新形势下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抉择，该举措为我国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和助力。对标CPTPP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可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发力，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完善自由开放的现代贸易治理体系、打造安全高效的外商投资管理体系、建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治理体系、共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等，从而在缩减与CPTPP规则差距的同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RCEP机遇下福建自贸区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推进模式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以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数字贸易发展更加开放包容和鼓励支持。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务院第二批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依托本省外贸特点与产业特征所体现出的生产要素基础,同时借助RCEP签署生效所带来的数字化、数据流动自由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区域枢纽性质的发展新机遇,可迎来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福建省应珍惜百年一遇的国内外大势,着力探索数字贸易新模式、引导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实现数字贸易的新发展。     

RCEP中服务贸易条款的解读及蕴含的商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其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20年11月15日,经过8年的谈判,中国正式签署了RCEP,并于2022年1月1日生效.RCEP生效后,经批准的成员之间超过90％的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这是中国签署的首个具有政府采购承诺责任义务的区域性贸易协定.RCEP的签订对于中国加快制度性开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RCEP共分20个章节,14000多页庞大的文字和附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营商环境四个方面.解读RCEP中的服务条款可以发现,与之前的国际协定和规则相比,RCEP的服务条款在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等方面有突破之处.服务贸易的核心任务可以以正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及全面清单等方式体现,服务贸易重点关注的领域可从国别、行业和产品等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并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未来产品的商业机会.     

著作权转让应纳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方面内容之一,著作权转让作为一种重要贸易方式,却尚未得到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保护。为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我国应尽快将著作权转让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产权的跨境流通,也导致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越发复杂与频发.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经常会产生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要妥善解决争议,特别是促进判决在相应国家的承认与执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但国际协同治理的进路艰难,且存在诸多困境.我国应该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国际协同治理的路径,寻求加入国际主流规则体系实现自身诉求,适当转变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弥补条约层面的缺失,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探索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引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