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官员历俸年限探究

清代对四品以下官员实行记俸升转的办法,即按照官员任职年限,年满方可升转,因此对于"俸年"的计算就成为清代官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官缺不同,记俸分为京俸、腹俸、边俸三种,在标准上有所折算。因事离职的官员,其俸年接算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以时间为衡量标准,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缺乏效率,升途壅滞等。清代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做了一些补充性规定和小范围改革。本文由清代"俸年"标准形成入手,探讨了清代官员的俸年计算方式,以及"俸满"对其仕途的影响。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设计方案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旧有政制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一大批知识精英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立论依据,分别从边疆旧制变革、边疆自治、边疆人民参政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边疆政制方面治理改革方案,并试图以此来提升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些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大部分方案或多或少地为当年及以后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

从秦汉开始,中原中央王朝就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但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观念并非平面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甚至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明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继承了汉唐以降的治边思想,逐渐形成系统并日渐走向成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身份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时代问题不尽一致,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治边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明代年幼应袭舍人优给制度述略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年幼应袭舍人①的优给时间、优给俸额进行探讨。洪武时期,年幼应袭舍人的出幼袭职时间集中在10岁与15岁。永乐以后,优给出幼时间因新、旧而不同,新官15岁住支,16岁出幼袭职;旧官14岁住支,15岁出幼袭职。其优给俸额因被承袭人生前情况不同而有全俸与半俸,或升或降之别。永乐元年新、旧官的划分,厚此薄彼,人为地造成武官之间的不平等,影响深远。     

国家在场:从清代滇南盐官营看国家边疆治理

从雍正时期滇南盐井收归官营先行、改土归流跟进的一系列国家边疆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盐井收归官营作为一种制度实践,目的在于试探土司势力对国家推进治理边疆的反应,中央从而根据其态度相机实施改土归流以维护边疆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盐井官营所体现的"国家在场",还通过盐课、专卖管理等措施将国家意识涓滴...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建制变革与治理转型:边疆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撤地设市"研究

行政建制及其变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撤地设市"作为边疆行政建制变革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与最新发展,不仅将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具有深刻的边疆治理意涵."撤地设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治理重心的空间转移,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塑造横向治理体系,增进地方的自主性并推动边疆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从...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开放兴边方略

开放兴边方略是国家为了加快边疆发展,把建设边疆开放高地作为战略方针,持续挖掘边疆开放优势,就如何形成边疆全面开放新格局所研究、制定和推行的总体性开放政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为治边兴边的重要方略,源于开放是加快边疆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激发边疆社会活力的重要方法,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开放兴边方略的形成将为边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政策条件和人才支撑。实施开放兴边方略须把对内对外开放统筹考虑,须把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把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基本条件,把边疆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把边疆建成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作为目标,把构建制度型开放作为重要环节。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历史进程

新疆自公元前 60年正式成为我国领土一部分以后 ,从西汉到清朝的历代中央王朝为了确保新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和边疆安全 ,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文从宏观上比较翔实地论述了这些政策措施的基本发展趋势。即 :治理地域逐渐明确固定 ,治理重心逐渐移至天山北部 ,治理制度逐渐与全国一致 ,治理机构逐渐健全统一 ,治理政策逐渐规范完备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