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当代文学叙事结构、视角、意蕴中挖掘其人类学特征和意味,可看作是“隐性”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从“常规”文本穿插田野笔记这一现象来探讨这种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三是从跨文体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论述“显性”的人类学转向.当然,文体变化的背后不仅与文学创作方法、观念相关,与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亦有密切联系.     

“主体人类学”概念的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

人类学是研究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学问,但长期以来却出现学科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偏移,并产生严重危害。建立主体人类学和重构人类学学科体系是今天世界人类学界的历史性课题。它的解决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和解读自己、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正确的人性前提、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实现人类学由边缘到核心转变具在极其重要的价值。主体人类学概念及其知识体系包括:主体人类学概念与研究对象,主体─人的生命本质和生命本体,人格结构与选择图型理论,类群结构与选择图型理论,重构人类学学科体系构想,人类学方法论建构以及主体─人的生存价值前提等系统内容。     

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几经曲折,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社会预期之中。我们认为这种预期有望在两个方向上加以落实：一个方向是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有志于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博士研究生,带着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问题,去国外社区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完成民族志著作,由此累积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日常实践的经验知识。另一个方向是人类学分支学科建设,即人类学与其他基本学科的交叉研究、合作研究。人类学所直面的“社会总体现     

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彭兆荣教授结合自己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回顾了由外国文学到古希腊文化酒神精神与文学仪式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缘于西方知识考古学思潮的影响,尝试通过西方文化的知识考古以探究文学中所谓诗学的源头.访谈还涉及以下重要论题: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特定关联;其次,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再次,如何认识民族志的“真实性”,如何重估“大传统”与“小传统”;最后,彭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民族仪式、家园意识与民族认同角度评价了旅游人类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涉及的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关联,并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西方关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几个关键议题分析

民族志研究始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并逐渐被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对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目标、地方知识及其二重性特征、知识获得途径等诸议题进行了探讨。但仍需对传播民族志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     

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

如今人类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纠缠于对某些文化或社会本源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了多种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在理论视野上寻求跨学科的尝试,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即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还有对文化体验与情感的阐释;与此对应,作为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变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经验途径与实践来源.     

环太平洋原住民的生态想象——夏曼·蓝波安与太平洋岛屿文学

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文化想象以及自然生态与人类共荣和谐的传统宇宙观是环太平洋原住民书写的共同命题。如何以"太平洋"为文化生产场域,重建新的太平洋岛民海洋意识,由现代性人本思维转向人与非人互为主体的生态伦理,成为21世纪文学与文化论述最大的挑战,也是以跨原住民观点对比太平洋海洋书写的重要命题。从"流动的主体"概念看,太平洋跨原住民航海模式透过岛屿及海洋景观的主动参与,以生态环境与族群记忆带领航行方向,身体、文化皆不被岛屿空间疆界限制,是太平洋跨原住民文化想象的"根的路径"。夏曼.蓝波安与太平洋岛屿文学的生态想象,印证了"跨原住民性"的文化实践,为形塑有别于陆地原住民的海洋原住民想象共同体,探讨海洋原住民结盟、中心与中心对话、跨原住民流动的典范转移,以及开拓原住民研究更宽广的视野提供了实践可能。     

乡土知识与社区可持续生计

"地方性"知识从文化人类学理论中扩展到全球发展领域,内涵本土化,外延多样化,推动文化多样性思考和行动."乡土知识"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应用人类学实践吸纳发展理论的具体经验,以社区发展为起点和终点,和参与性精神结合,研究指导行动,在行动中研究,将理论与实践完好结合.     

从“复调”看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创新

从音乐学到文学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复调在多个领域具有不同的内涵。将“复调”延伸至当代中国人类学的书写，从学术作品、写作者视野和中国社会图景三个角度解读复调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复调糅合了多个领域的关键特点，暗示了一种鼓励多元、自由、内在独立、外在联结并不断反思的话语倾向。以复调的眼光看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且它将从另一个角度启迪我们更加深入地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解。     

人类学:付诸实践的理论

本文旨在介绍本期内容要点。本期和下一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均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特刊,着重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课题如何扩大到无法用文字或视觉认知的领域,并且探讨人类学所十分重视的田野研究（民族志）;就分析全球性现象而言,这种做法似非而是,且具有实实在在的优点。作者认为,动因和实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多元的现代性则同时出现,这就使得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方法既切实有用,又具丰富的实证意义。人类学本身可能日益介入全球和地方特性的政治之中,与此同时,它认识这一现象的能力——一种潜在的责任——则会提高它进行社会和文化分析批判的能力。     

深描民族志方法的现象学基础

深描是格尔茨民族志实践最为核心的方法论路径。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它不但有着长期而卓越的民族志实践作为支撑,而且透过格尔茨极富深度的理论反思,我们还能从中探寻到其背后深刻的现象学哲学根基。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中这种现象哲学根基的深入挖掘和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当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民族志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价值。     

建制民族志——一种新的方法视角

由Dorothy Smith创建的建制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最初是为建构女性主义知识而提出的,它坚持社会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取向.建制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视角,有三个与其他民族志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探索问题,不预先设定研究结果;二是不把田野中的任何经验现象看作是静态的、在地的,而是探讨建构经验的社会关系,揭示在地实践与越地支配之间的隐形建构关系,为理解田野经验提供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从而为在地人的境遇改善提供知识支持;三是在一般民族志的基础上吸收了质性研究的新成果,如重视组织分析、文本分析及权力与话语分析等.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民族生态学

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志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科学学科。它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民族群体在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保障生命的传统特点,以及已经形成的生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的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传统以及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规律。具体地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的机体和民族文明对自     

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本文认为,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就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①对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④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很密切，被称为姊妹学科。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社科群。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这个名称是由希腊语中表示"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和表示"知识"、"学问"的"ｌｏｇｏｓ"合称的，意思是"研究人类的学问"。研究范围包括人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社科群。它从生物学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包括对人类本身的发展史和人创造的文化的发展史的各种宏观、微观的研究。人类学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分两大部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文化生态视阈下傣族传统文化与生态意蕴——以湾甸傣族乡帕旭村为例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帕旭村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当地的神树、水、竹、水稻种植以及狩猎、采集、山林管护中有大量的生态知识，涉及自然、伦理道德、禁忌、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经验智慧，影响着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抑制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有效力量。通过“文化生态”的理论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深描”民族志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弥补目前传统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不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依赖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研究转向——由“外部援建”转向“内部发生”，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从实践出发:开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视域

从实践出发,就是把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过程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并使之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始终。艺术人类学把从实践出发作为学科的学术价值取向,既承续了其母体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又确定了与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等以艺术和审美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相区别的学科边界,从而赋予艺术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新兴子学科或独立性的交叉学科的建构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而开启出生活世界的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新视域,在艺术和审美研究领域拓展出以田野民族志为基本方法和以人们在生活中的艺术创作和接受行为为焦点、以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对人及其行为具有形塑作用的场域为坐标、以由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定性逐渐内化到人的身体之中而形成的并具有不断吸纳特定场域中新的社会规定性以调整与重构自身和实践对象的惯习研究为指归的研究策略。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虽因其研究对象的共域而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叉互渗研究实践,但却长期滞留于材料移植和理论移植阶段,未能促成艺术人类学学科范式的形成。其主要根源在于两个学科各持一端:一者固守实证主义立场,把艺术视为与生计、交换、政治体制等几乎无差别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读;另一者坚持对从社会文化中孤立出来的艺术及其活动进行思辨的方法,把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的艺术悬置起来不予问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既解构了理性主义的思辨模式又颠覆了实证主义的绝对真理性,把人及其主体性移置到学术研究的中心,引发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知识资源的重组,推动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积极互动和深度融合,促成具有学科意义和知识创新能力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