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本文主要论证: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种子,虽然是由西方输入的,但到了中国,就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因素、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因素杂交,形成中国社会学新的种子,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萌芽、发育、成长。在成长过程中,经过中国学者和有关力量的栽培、耕耘,不断吸取来自国内、国外各种社会变革和学术领域的营养和水分,才有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因此说:“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那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只看到西方学术的垄断和优势,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片面看法。本文以这个思想认识为基础,申述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论点。     

也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韩明谟先生与陈树德先生就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反复商榷已有两个来回。我们欢迎这种深入探讨、相互切磋的精神,以繁荣学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尚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各抒己见的认识领域,尚待有志者奉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青年问题研究的多重视野——兼与陆建华同志、邵道生同志商榷

本文是针对“任何时候的制度改革本质上都有利于青年问题的解决”这一论断及相关论点进行商榷。笔者认为:首先,并非任何时候的制度变革都有效,它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其次,任何制度变革的成功与否,都具有偶然性和或然性。作为社会主体对此应有心理准备。再次,任何理想的制度设计、改革设计,在实践中都可能产生负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故只能谨慎和渐进地推动。因此,青年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靠制度改革,而取决于多重因素。本文亦提出青年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适应性、自主性、创造性等课题。     

关于社会结构的问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一、理解社会结构的三个层面 什么是社会结构?概括地说,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定义:社会结构就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对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三个层面是要素构成形式的层面、规范体系的层面和关系网络的层面。根据这三个理解层面,我们可以划分出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和关系性社会结构。     

社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与丁元竹、江汛清同志商榷

本文针对丁元竹、江汛清同志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的界定》一文中阐述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对“社区”概念的不同评价。认为我国社会学界关于“社区”的界定不仅是清楚的,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概念同其它概念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区”概念的变化反映了社会自身的变化和人们对“社区”认识的深化。“社区”概念的变化并不妨碍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的使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恰恰相反,把“社区”理解为空间结构中的一个环节的观点反倒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混乱。作者最后提出了认识“社区”概念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

近年来 ,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何书最激烈的批判者要数张曙光先生 ,他先后在《天则研究所内部文稿》与《读书》上连发长文(张曙光 ,1 999、2 0 0 0 ) ,对何书及其所谓“追随者”或“拥护者”进行抨击。其中涉及的一些理论和规则问题 ,需要另作评论 ,本文只就基尼 (Ｇｉｎｉ)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先生作一商榷。张先生对何书作了许多考证式的批评 ,其中一些说得对 ,确实纠正了何书中的一些错误。但也有一些指责 ,无论从知识角度还是逻辑角度看都难以成立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就基尼系数…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兼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系统研究,力图澄清一些理论上的偏颇,从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能够有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同时,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在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并基此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问题作出尝试性的探讨。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启发主要有:着眼于生产方式的改革,将其作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实质内容;从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出发促进商品经济建设、调整所有制结构、坚持各个领域改革的配套与系统工程;改革与开放应相辅相成,以自身的变革作为对外开放的支撑。 本文还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抽象意义上和在具体、历史意义上的区别等问题作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再思考

中国封建王朝社会曾经创造了人类物质及精神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受到举世瞩目。但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我们的帝国显得落后专制,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一些仁人志士在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借助西方舶来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并不能与中国国情实现无缝对接,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事物进行重新解读。     

学术争鸣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与陈为同志商榷

《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发表了陈为《对社会心理学的‘盛世’和‘空白’的不同看法》一文,就沙莲香同志的文章《二次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美国社会的关系》提出商榷,这本是一件好事。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要手段。在陈为同志文章中,分析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与美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指出美国社会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实用主义精神的传统;同时简介了我国社会心理学在前科学时期取得的成就,并初步涉及了我国社会心理学附属于政治和社会情感,因而难于将实践结果升华     

试析我国初级形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兼与刘书鹤同志商榷

试析我国初级形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兼与刘书鹤同志商榷唐晓群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社会学研究》载有刘书鹤同志《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看法及建议》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尖锐指出,“目前正在全国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存在着重大理论和实践...     

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现象及成因——兼与大陆青少年问题学者商榷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下,我们根本无法将青少年从与成人同处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分开,以求达到保护、教养青少年的目的。因此笔者赞同陆建华的“青少年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的观点,但论据欠缺。应从社会与青少年间的各项因素交互分析,找出宏观与微观社会理论结合的分析架构,分析认识青年问题。     

关于功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及社会变动问题的再思考

一、社会学是否存在“理论危机”? 社会学在其短短不足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至少已经过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十九世纪,即社会学的草创时期,掀起这个高峰的一方是圣西门、孔德、穆勒、斯宾塞等英国和法国社会学的创始者,另一方是斯坦因、马克思等德国社会学的创始者。第二个高峰为1890年代至1920年代,即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创了社会学的繁荣时期的人们所兴起的,他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维系与离析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维系”是指各种社会力量设法维持联合家庭、直系家庭的存在;而“离析”则反其道而行之。“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强弱程度互异。传统社会中的政府、宗族是维系大家庭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保持家庭财产的完整、严肃家内管理秩序、伦理道德倡导、表彰典型大家庭等方式来达到这一自的。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对大家庭的主要分化力量,同时,政府的苛政、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的减弱趋势以及各个家庭具体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不断侵蚀着联合家庭、直系家庭的存在基础,核心家庭在整个传统社会中的比例呈愈益扩大之势,并最终成为主流家庭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与精耕农业

本文从皇帝个人专制国家与精耕农业的关系着手,运用中国历史的实证资料,通过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治水与救荒三个问题的分析,指出皇帝专制国家是中国传统精耕农业得以运作的平衡机制。这一平衡机制主要在精耕农业的两个层面,即生产力的层面与生产关系的层面发生作用,由此说明皇帝专制国家对精耕农业的干预具有全面性、广泛性及深刻性的特点。     

家庭核心化研究的方法与指标——与潘允康同志商榷

1985年第5期的《社会调查与通讯》上刊登了潘允康同志的《试论我国城市核心家庭化及其社会意义》一文(以下简称潘文),在这篇文章里,潘允康同志从家庭的人口规模、代际层次、夫妻对数的数量关系变化出发对我国城市家庭的核心化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探讨,给人以许多启发。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潘允康同志所运用的论证方法和统计指标存在     

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

作者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结构、区域结构诸方面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发展预测,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得以实现的量化依据。     

社会惰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间俗语说起

社会惰化是指在群体中个体努力水平下降的一种现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谈及的中庸、平均主义等思潮均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消灭个人特质,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俗语则是传统民间文化一个具体而生动地展现。本文将从我国传统俗语为切入点,探讨社会惰化现象在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

中外学术界在论及韦伯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解释时,强调韦伯有关儒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忽视韦伯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后者在韦伯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韦伯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一方面,国家权力专断、随意而无所不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财政与统一的官僚制度,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这样,国家既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规则,又阻碍异质制度因素在旧体制内出现。     

员工既是公关主体又是公关客体——再与张雷同志商榷“员工”问题

《公关世界》杂志95年第11期发表了张雷同志答本人的文章《“员工”是不是企业公关对象》(以下简称《“员工”》。该文坚持认为“不应把内部员工作为企业公关对象”,并表述了几条理由。《“员工”》一文认为,“把员工作为企业公关对象在逻辑上说不通”。其理由是:员工是企业这个主体的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因此员工就是企业主体。这一点该文作者曾在一篇叫作《企业公关和企业公关学的哲学思考》(《公关世界》95.2)的文章中表述得很清楚:“既然企业公共关系的主体是企业,它就应该包括企业的所有员工,他们都是企业公关行为的具体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