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人生体验与生命安顿——现代新儒家的美学精神

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基调,主要表现为中国美学家们从现实的生存体验和个体感性生命的视角去思考美学问题,这种立足现实生存的美学理论在人生体验、生活改造和生命安顿这几个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以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现代新儒家美学源于地理疏离、情感疏离和文化疏离;作为体验之学,审美是对人生意义普遍性的发现;作为生命安顿,审美是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超越;由"感"而"信"则彰显了儒学的超越向度。现代新儒家以审美来重塑中国人的生活品格和精神世界,体现了现代中国美学精神的价值旨趣。     

诚：道德的心灵之根

"诚"是儒家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它集中反映了儒家高度弘扬个体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觉性的伦理精神."诚"贯穿天人,不仅包含着天道向人道的下贯,而且包含着人道自觉地向天道的上达;当"诚"进入心性论领域,更是表现为主体最高的心灵境界、至善的心理态度以及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而这恰恰为个体德性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了心灵的根基.     

大器晚成话韦庄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是儒家著名学者荀子关于终身学习的至理名言。至于为学者的学业成就与人生目标,至圣先师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语重心长地教诲:"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细查深究,前者的君子儒,是指向道德高尚的儒者,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后者的小人儒,是指向以儒生之学为职业的小人物。学习目标不同,儒学的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在君子儒看来,儒学是一种志存高远的理想追求;而在小人儒看来,儒学则不过是其安身立命、谋生立业的一种阶梯与凭借。     

经世致用：浙东文化的最高宗旨

经世致用"是清代浙东学派几代宗匠从浙东文化、浙东学术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中概括抽象出来的文化学术的最高宗旨,它源于先秦儒家,又异于、高于先秦儒家的治学主张;开其先河的是宋代浙东学派,而非宋代理学家。浙东学人始终高举这面大旗,终于使之成为经典性的文化学术原则。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基于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国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中国的实施需要基于中国的土壤。因此,中国的公民教育应以儒家伦理精神作为根基。伦理的核心目标是追求普遍性、公共性,伦理之"伦"等同于公民之"公"。基于儒家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要将培养好人作为好公民教育的基础,追求个体善与公共善的统一;要以责任为限度,培养权利主体的公民,新时期应特别强调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要将公民德性作为法治教育的必要补充,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为己之学"是儒家传统为学之道的主流,其实质"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学做人,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尊德性与道学问,二者的顺序上,尊德性是第一位,道学问是第二位。二者的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为学传统已渐行渐远,致使当代大多数学子对"为己之学"提法感到陌生,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解,疑议丛生,不一而足。鉴于此有必要重提"为己之学",以唤起学子对"为己之学"真切的领会,即它是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为学之道。由此确立为己之心,笃实为己之心,正确处理学与用、闻与达的关系。将为己之学聚焦在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上,将为学功夫下在自身能力提高上,契合在内圣外王的功用目的上。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儒学的当代价值

儒学当代价值之可能就在于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的核心在于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就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言,它把个体价值的实现寓于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之中,着眼于个体对社会的历史贡献;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而言,它强调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儒学价值的当代实践可以从见义勇为、遵循“忠恕之道”、要行进有耻、节制适度等方面做起,通过切身实践把传统的儒家学说及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先秦儒家“人伦家教”问题探究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小家庭"凸显。它们开始以自身为单位承担教育教化功能,包括在人伦关系的认识和教化方面。儒家作为当时的显学,制定了君臣之严、父子之敬、兄弟之道、朋友之义、师生有诚等"人伦家教"规范。儒家"人伦家教"的特色是:强化角色规范意识;重视榜样感召力量;突出诚信为本;注重责己修身;强化礼的形式等。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儒家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为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企业的生态化取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可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儒家诚实守信的要求,可约束企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儒家倡导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精神,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儒家强调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其消极影响表现在: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模糊了企业的目标指向;儒家看重的人伦人情关系,冲淡了严格的制度规范;儒家思想内涵的趋平心态,与现代企业的分配机制不适应;儒家重文史轻理工的偏见,容易制约企业的科技发展;儒家惯用的模糊性思维和由此延伸的经验性决策,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科学决策相悖。     

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它体现着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境界。先秦儒家气节观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尚志存性为心性和德性的前提和目标,以对道义的持守为核心和灵魂,以无惧的义理之勇为人格特质和最终体现。儒家气节观对个体道德人格塑造,对民族精神培育和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