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监管与分析师信息环境

分析师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但目前鲜有文献讨论信息披露监管与分析师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年报问询函这一监管方式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分析师盈余预测时所使用的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显著增加;年报问询函对分析师信息环境的作用受到信息供需关系的影响,年报问询函揭示的信息含量越多、质量越高,外部信息需求越高,则问询函对分析师信息环境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能够促进分析师的实地调研,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最后,分析师信息环境有助于加强年报问询函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探讨年报问询函对分析师信息环境的影响,丰富了问询函有效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管理层获取信息优势的来源:信息渠道还是职务层级

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其如何获取信息优势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超额收益,关乎资本市场公平与效率,因而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减持数据,研究内部人交易的超额收益及其信息优势来源。研究发现：内部人交易存在显著的超额收益,但只有长期超额收益来源于信息优势带来的择时能力,短期收益则来自管理层减持行为本身的信息冲击效应。择时能力差异来源于信息优势的有效获取渠道。出席董事会会议和参与公司运营都是管理层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两种渠道带来的信息优势显著高于单一渠道,董事会会议渠道高于公司运营渠道。因此,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具有渠道效应,而传统的信息层级假说并不总是成立。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抑制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促进市场公平交易。     

公司特征与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证券分析师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会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因而他们所做出的预测往往是有偏的,也必然影响到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证券分析师在被关注公司的行业选择上存在"趋同效应", 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高度重视,但对公司的治理信息则重视不够.     

论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以美国FINRA规则为借鉴

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规则是证券分析师法律规制的两大核心规则之一,且比利益冲突的阻断和隔离规则更加全面和市场化,也更符合证券分析师的行业特点,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规制效果。对比和借鉴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在2015年11月修改的最新规则,我国当前对分析师进行利益冲突信息披露的场合应该重新界定,增加利益冲突披露的内容,加强对于违反利益冲突披露规则的监督和处罚。     

公司战略、融资需求与会计信息自愿披露

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增加融资成本,因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会有较强烈的动机主动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会计信息,以减少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因此,融资需求将促使企业提供更多自愿性披露的会计信息。相较于战略防御型的公司,战略激进型的公司由于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资金投入较大,外部融资需求较高。因此,公司战略将通过融资需求的中介作用而作用于会计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上述观点,即公司战略对会计信息自愿披露产生显著影响,与战略防御型公司相比,战略激进型公司具有更高程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且融资需求在公司战略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综合收益研究述评

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由源于非所有者的交易、事项及情况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之变动。对综合收益的研究能够帮助更好的了解公司业绩,降低投资风险,因此综合收益有用性研究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综合收益有用性进行研究,包括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综合收益与收益预测和资本成本的关系、综合收益在契约中的作用等方面,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国内学者对综合收益的研究具有一定贡献,但还缺乏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应加强对新兴市场国家综合收益报告有用性的检验,并结合综合收益报告的特点,考察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加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考察综合收益有用性的研究。     

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和价值对证券分析师跟踪的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证券分析师的跟踪受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和价值的影响较大,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的行业垄断性公司以及价值高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吸引证券分析师跟踪。     

对有形信息与无形信息的市场反应

账面市值比效应常常被认为是"糟糕"且过去表现很差股票的高回报率的证据。我们怀疑这个陈述。我们发现一支股票的未来收益率与"无形信息"回报率与强负相关,过去收益的组成与过去的市场表现相关而与过去的财务表现并没有联系。事实上,账面市值比预测收益由于它是无形信息的代理变量。同时,一种复合资产方法和无形信息相关并能独立预测收益。     

上市公司内部人真的具有择时能力吗——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上市公司内部人是否能够利用内部信息进行择时交易并获取超额收益，关乎市场公平，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股东减持交易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人整体上不但没有获得超额收益，而且收益均值明显低于外部投资者，内部人整体上并不具有择时能力；不同类型内部人的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获得的超额收益最高，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出现反转，而高管的超额收益最低且始终为负。理论猜想认为：内部信息给上市公司内部人带来的不是择时能力而是估值偏差，不同内部人主体的差异来自估值的空间效应，实际控制人的超额收益并非源于内部信息带来的择时能力，而是来自减持行为本身给市场带来的信息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能够既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够为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内部人交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论公司信息报告制度

公司信息是公司的最重要财产。公司信息报告与保密制度是弥合信息保密与公开关系、维持公司健康发展的公司法基础制度。在实证层面上,公司信息传递呈现了从经理—董事—股东—债权人的结构,应当按照有限公开、平等公开、分类公开原则,构造完善的公司信息报告制度,以全面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公司信息报告,既是约束公司管理行为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义务的重要表现形式。     

公司报告语言信息研究

上市公司信息的质量决定了资本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市公司内外信息不均衡,为公司内部人凭借信息优势牟取私利制造了可乘之机。内部人对公司信息的“管理能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数据信息。与对数据信息的操纵相比对语言信息的操纵,其危害是同性质的,但手段更加隐蔽和不易察觉。本文初步探讨了公司报告语言信息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主题,并提出了改进公司报告语言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论成本补偿激励下的信息共享

本文研究了供应商1-N的供应链结构中,无价格歧视条件下,对零售商进行成本补偿激励的信息共享问题.在基于供应商成本变化的线性补偿激励下,存在最优信息共享范围,供应商应该按照零售商边际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选择信息共享零售商.信息共享零售商收益随共享范围的扩大而降低,随补偿系数的增加而增加,随边际成本的增加而降低.信息共享供应商收益大干无信息共享零售商需要一定的共享范围和成本变化条件.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基于沪市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论证,透视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优劣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解释能力都比较强,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提升公司绩效,并能够为证券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监管和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撑。     

估值难度与短期反转效应

文章将估值难度定义为单个投资者的估值准确度与投资者间的估值差异。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估值难度大小会影响反转效应。借鉴Zhang(2006)的方法,本文运用规模、超额收益波动率、盈利价格比与分析师关注度等指标衡量估值难度,发现在我国A股市场上确实存在估值难度越大、反转效应越强的现象。此外,文章还运用不同时间段样本数据及深交所信息透明度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告效应及动机分析

由于A股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大股东增持具有特殊的意义。对2008年8月27日证监会新规颁布后至2010年12月31日之间的上市公司增持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增持公告事件窗口内有显著为正的公告效应,两日公告效应约为3.21%。增持前,样本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不显著,而在增持之后,公司股价累积异常回报显著为正,并且持续性较强。对样本的细分研究发现,不同市场环境下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市场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牛市行情中,大股东增持的市场效应更强。从信号传递和时机选择的角度对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分析,对样本公司增持前后股价走势的考察以及多因素分析都没有发现支持市场时机选择或信号发送假设的证据。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公司治理和特质性波动率的信息含量: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本文以2004年至2011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特质性波动率的信息含量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特质性波动率对未来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具有预测作用,控制股票换手率并不能消除这一预测作用的影响,但这一预测作用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的增大而有所减弱,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两职合一现象以及监事会规模对这一预测作用的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研究发现特质性波动率蕴含未来盈利信息,但其信息含量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有所降低。     

我国上市公司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背景的经验研究

本研究采用2009和2010年我国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后上市公司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无论非金融业还是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综合收益信息均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金融业上市公司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区别。这说明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综合收益的提出整体上提升了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体现出很强的价值相关性,对于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决策有用性,也促进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分析师关注的经济后果是近年来证券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我国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对分析师关注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分析师关注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负向盈余管理行为无显著影响。该研究结论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有助于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加深对证券分析师监督职能的理解。     

资本市场开放、信息中介与市场信息环境：述评与展望

对中英文权威期刊中发表的资本市场开放下信息中介与市场信息环境为主题的文献进行述评和展望。首先,基于现有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从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境外投资者的作用、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影响三方面展开,总结了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其次,指出信息中介是资本市场开放改善信息环境的重要途径,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后分析师、媒体和审计师市场信息中介的反应,及其对市场信息环境的作用。最后,对资本市场开放与信息中介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本文为后续完善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结合沪港通、深港通具体情境构建了未来研究框架,为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