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王与国寺蒙藏学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谐问题

在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对少数民族国民教育和民族教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谐问题,以人为本,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成为民族教育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属西康之康属地区。故也有“川边”、“康区”之称。该区教育渊源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发甚晚,初始于清末“川边改流”之际。其历史大体可划分为清末“兴学”、民国的颓废与复兴、新中国的大发展三个时期。一、清末“兴学”(1907—1911年) 1.清末兴学前的藏区教育     

辛亥革命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五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严重的边疆危机,外蒙、西藏、新疆等地区随时有被分裂出去的可能,国家主权危在旦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主张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宣传“五族共和”思想,团结对外,巩固边疆.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从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到优先发展交通、移民边疆...     

马福祥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蒙藏边疆治理

马福祥是近代以来回族官员的一个杰出代表.其在清末随仲兄马福禄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每每在关键时刻与清政府和民国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先后在宁夏和绥远主政,并在晚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先后处理过十三世达赖与塔尔寺僧众冲突等一系列蒙藏边疆纠纷和事务,其善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为维护边疆统一、稳定及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马福祥关于蒙藏治理思想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其最大的特点是正视现状,能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途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修建“高原铁路”的建议,而这些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著作《蒙藏状况》及一些文章与演讲中.     

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与发展对策

一、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数量、规模虽然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原因,这些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仍还很缓慢,教育质量整体水平仍还比较低;“两基”成果不稳定,有些地方的“两基”数据存在不少水分;教育资源配制和布局结构不科学,办学效益还比较差。尤其是在边远偏僻的民族地区和农牧区,民族教育发展状况暴露出的落后面貌十分明显。(一)民族教育的历史特点遗存民族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受民族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物…     

蓬勃发展的阿拉善盟民族教育事业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在阿拉善民族教育的大花园中，蒙古族之花开得分外美丽、迷人。建盟30年来，阿拉善盟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前提下，不断出台多项扶持优惠政策。在“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指引下，阿拉善盟蒙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承与发扬，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台湾少数民族事务的演变和行政架构

中国台湾地区是多民族分布的区域，民国政府退出大陆后台湾的民族事务发生了演变，岛内原住民族的事务逐渐取代从大陆带去的以蒙藏为主的民族事务，在台湾行政院下成立了原住民族委员会，以专门的行政架构因应原住民族的问题，在民族事务中针对原住民族的高等教育也有所推进。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中央第二十指导组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指导

4月28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第二十指导组组长冷溶、副组长马璐一行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巴扎西陪同调研。指导组先后参观了“中华一脉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区”.     

贵南县民族教育可持续发展管窥

文章着重谈了贵南县兴办民族教育的主要特点 :一、坚持以寄宿制为主 ,其它办学形式为辅 ,积极探索发展民族教育的新路子 ;二、建立“财政拨教为主 ,群众集资为辅 ,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投入保障机制 ;三、“分级办学 ,分级管理” ,充分调动群众办学的积极性 ;四、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努力培养和造成一支适合当地民族教育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     

从“边地”到“一体”：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重要聚居区,其“边地”的文化属性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长时段纵向讨论该地区的“边地”内涵,借由“边地”相关理论并围绕这一地区的“边地”历史、“一体化”进程与策略、“一体化”格局与状态等方面探究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能为“各民族共创中华”等主题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为”“自在”实体走向“自立自强”实体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     

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甘南州民族教育现状及思考

甘南州民族教育工作在国家、省上的亲切关怀下，在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全州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各族各界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抢抓历史机遇，创新工作思路。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八字方针，巩固教育成果，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精心组织实施教育“十一五”规划，使甘南民族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进展。     

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及设想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行了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宣布实行"五族共和";制定并公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包括待遇满蒙回藏各属条件;规定前清"贱民"一律享有公权和私权,批准成立"回教联合会"、"中华民族大同会"等.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提出设立蒙藏经理局为蒙藏中央行政机关、改革土司行政、经营蒙藏等设想.这些政策、措施和设想大多为后来袁世凯北京政府所遵循,并付诸实践.     

努力开创民族教育工作新局面

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开展民族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南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千姿百态，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民族工作者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繁荣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也要重视民族教育并优先发展民族教育，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族群众，成为既掌握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民族教育工作中进行实践。二、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实现民族教育的协调发展，…     

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基于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思考

基于民族教育学“跨学科”的综合属性,对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给予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首先从本体论层面厘清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式”的区别,把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跨学科”方法体系命名为“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进而从认识论层面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极对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两个着力点”,进一步从价值论层面突破“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剖析了民族教育“客体主体化”现象对田野研究方式的投射,最后通过辨析“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别,论证了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不仅规避了“方法中心倾向”的局限,而且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     

70年来我国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历程、模式和中国经验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我国从实际出发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级人才而设立的高等教育特色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预科教育在改革中前行,在发展中改革,经历了初步发展、停滞发展、自主发展、多元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创新了集中办学、以预为主的广西模式,分散办学、“预本衔接”的内蒙古模式,以补为主、重视语言的新疆模式。民族预科教育形成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多元化培养模式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成为造就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金色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