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宏观调控中的信息与激励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粮食短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的体验和判断,我国政府一直采取行政强制手段直接干预粮食生产。该文通过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政干预不仅无法达到政府干预的目的,甚至会产生更大的背离,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交易的间接干预方式,试图通过信贷杠杆解决粮食购销市场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中的行政合同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以直接获得资金为目的而实施的积极行为所引发的债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控制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为政府投资进行融资,但效果并不明显;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设立的独资公司或者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融资公司在向银行进行贷款时产生了外部行政合同,政府对这一贷款的“担保”承诺并不构成外部行政合同。控制这类行政合同主要首先需要明确融资平台的性质,强制其信息披露,其次完善行政决策过程和人大监督,最后放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放。从根本上说,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须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和国企改制退出市场两个方面解决。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债务来源中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即向中央政府、银行贷款,或地方政府直接发债融资。这决定了地方债务风险管理最主要的两个方向为市场约束力与行政管控力的建设。本文对美国、英国、巴西及俄罗斯等国就债务风险管理中市场约束力与行政管控力作用进行研究与总结,基于它们债务管理及危机应对经验,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首先需要财政制度及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保障金融市场的有效从而加强市场约束力的效果。但同时,中国目前还需要一定的过渡期与债务过渡计划,保障债务风险的平稳有序化解及未来管理制度的完善。     

入世与我国政府行政关系的调整

行政关系,是指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实际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指向,涉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诸多关系。我国加入WTO后,就意味着我国政府要遵守WTO规则,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目前,我国政府的行政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与WTO规则相抵触的方面。面对WTO带来的崭新要求与巨大压力,我们应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加快行政关系的调整,以适应WTO的法律规则,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粮食安全背景下政府与农户间关于粮食生产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在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深入分析粮食生产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三方的博弈与利益诉求,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双重激励监督模型并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从经济水平和粮食贡献两个维度划分的四种情景下的中央政府效用进行仿真。最后分别从关于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粮食主产区的激励、减弱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合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试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三大关系的统筹问题--在三维空间中确定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坐标

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统筹思考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横向的政府与社会以及内向的政府角色二重化三个关系.对这三大关系各个侧面的统筹分析,在三维的空间中定位出了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坐标--在政府与社会的上下齐动下,建立起中央集权但不专权,地方分权但不分散,以民为本、法制完备,政府、社会、市场职能各有所归,执行高效,手段先进,强力监督,自我约束的有限与服务型小政府.     

地方行政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贵州省行政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本次会议围绕“地方行政管理创新与发展”这个主题,对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科学发展观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粮食的宏观调控必须集中统一、责权对称——对粮食省长负责制的缺陷及矫治对策的思考

当前我国粮食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调控和保护责任 (即粮食省长负责制 ) ,从表面上看 ,好象责任很具体 ,权力也很集中 ,其实省长负责制并非形成了真正的责任制 ,反而使调控权力虚化了 ,责任分散了。一、粮食省长负责制缺陷分析缺陷之一 :粮食的多级“一把手”责任制。《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明确 ,“粮食工作实行在国务院宏观调控下 ,由地方政府对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全面负责的体制” ,并明确了省级政府在发展生产、做好收购、保证供给、消化挂帐、顺价销售、市场体系完善等方面的责…     

论行政法治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行政法治与地方政府治理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行政法治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合法、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定职权,而且有利于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来看,行政法治建设不足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行政法治建设,通过优化地方行政立法、落实职权法定原则、推进公正执法、强化依法治理的责任观念以及完善行政复议机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粮食直补：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文章针对粮农与地方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漠视现象,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粮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基层政府的发放成本以及粮农的种植风险补偿是影响粮补政策实施效率的两大制约因素。研究结论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保证政策实施效率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的思考

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入手,对地方政府的内涵予以科学界定.基于两者的共性和个性,地方政府既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又具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对由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产生的非正当利益,从而导致的非规范化的经济职能和非理性化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提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规范化和经济行为理性化的要求.     

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与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社会现代化程中 ,扮演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个人和文化现代化方面 ,扮演间接的组织和推动者角色。过去珠三角由于政府参与太多 ,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出来。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程中的作用将主要表现在退出组织者角色而加强推动者角色。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中央政府集中配置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的过程.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博弈结果意味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     

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禁止勒索外地商人,清理地方黑恶势力,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安置失地居民,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过去我们较关注商人自身躲避商业风险和建立商业秩序的努力,但实际上清代各级政府对商业秩序整治的作为往往是决定性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述评

“五权宪法”论是孙中山在研究各国宪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宪法学说.“五权宪法”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权能区分、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均权制度、地方自治、革命三阶段等六项内容.其中,权能区分是其基础,直接民权是其精髓,五权分立是其中心,均权制度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是其根本,革命三阶段是其实现的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五权宪法论建立在孙中山对人类聪明才力的区别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要造就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但孙中山将对万能政府的制约主要寄托于贤人政治上,这显然不足以防范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