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

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元代的萨都刺是最知名的诗人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他的诗作光彩夺目。以致后来有人推之为“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记录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记录了元代中后期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代“诗史”。按“诗史”之称起于评杜,杜甫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萨都刺诗则记录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其中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也有社会生活的反映,本文即拟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至于诗人以诗歌记载自己的生平和行踪,虽然也有“诗史”意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暂不涉及。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蒋琦龄是清咸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语言特色举隅

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五十九年的一生中写下了一千四百五十八首极为宝贵的诗篇。它们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残酷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行,尽情地抒发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千百年来人们推崇杜甫为“诗圣”,称赞他的诗为“诗史”。然而这位诗圣写起诗来却不是“一挥而就”,     

蒙古族民歌简论

蒙古族一向以“音乐和诗歌的民族”著称。河套地区就有这样一句蒙古族谚语:“河套的民歌牛毛多,唱了三年,唱了一支牛耳朵”。蒙古族民歌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容广泛,音乐色彩丰富、调式多样、旋律独特,反映了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面貌。 民歌是人民生活最真实、最准确、最具体、最生动的写照,反映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它比历史学家编撰的历史书更具体;比文学家撰写的小说更真实。因此,我们分析民歌不能不从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其与人民生     

论王九思诗歌的诗史意义

明代七子之一王九思的诗歌题材广泛,真实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中展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个人身世的感慨、与亲友交往的日常生活以及咏叹节序、万物的闲适情怀。诗人自觉以生活作为抒写对象和精神寄托,诗歌由此成为诗人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的真实纪录。王九思的诗歌不仅记载了诗人的沉浮荣辱,也折射出时代的社会风貌,有诗史意义。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解读“诗史”精神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为"诗史"辩--从语义分析的角度

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 ,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 ,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 ,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 ,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政治抒情诗不仅是贯通中国新诗史,也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现象级存在,作为中国新诗中最为成熟的诗歌形态,按历史时段可以简略将其归纳为：一本诗集、两个诗人、三个流派或群体,另加一个具有诗史级意义的诗人艾青。虽然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见仁见智,但在审美意识形态语境中对政治抒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政治抒情诗,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关于这点,既可以通过对政治抒情诗文学史层面的宏观考析来印证,更可以从对艾青的个案解析中获知。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论王柏心诗歌的诗史品格

晚清诗人王柏心的诗歌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品格：记录战事的诗作记述了道咸之际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危局,近于实录,具有诗史品格;记事名篇从生活细节中引发无穷之思,真实可感,同样彰显了诗史品格;读史书愤之作援古证今,借历史典故剖析时局,使其诗作获得了诗史性,在晚清诗坛堪称奇观。     

杜甫笔下的唐代商业经济

<正> 伟大诗人杜甫历来被尊为“诗圣”,他的瑰丽诗篇则被誉为“诗史”。被尊为“诗圣”,不仅是他的艺术造诣已臻于古典诗词的高峰,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那博大精深的睿智思想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盼深挚感情;被誉为,“诗史”,不仅是他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为数众多的诗歌,更重要的是他全面地真实地表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描摹出时代的风云,诸如政治、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一部创新的力作－－读《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

历史学的任务是以观念形态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观念形态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只能达到相对真实，不能达到但可以逼近绝对真理。正是这种不断的逼近，使古老的历史学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而这种不断的逼近，又是靠学术的不断创新。丁俊萍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以下简称《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创新的力作。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     

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

李白是唐代创作乐府诗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以其深刻丰富的历史内容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现实生活，充分地体现了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把浓郁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