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

以往中国水利史研究多侧重于国家治水、水利工程技术领域,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在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注意以水利为纽带开展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区分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特征,讨论水利共同体论等理论焦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有益于中日学者间问题意识之明确、更多的合作、交流与对话。     

近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末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水利社会史研究在国内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至今方兴未艾。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空间,丰富了历史、认识视角。本文主要从水利社会史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式转换、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可能的拓展空间等几个方面展开梳理,希冀对学术有所裨益。     

水利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功能——以清代河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水利碑刻是研究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众多,如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处理办法等,这些碑文在基层社会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基层社会因水利争夺而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团结、教育和警示当地民众,以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秩序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认识,对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石碑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所呈现内容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199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研究综述

民国水利纠纷研究是民国水利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水利纠纷问题,并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到21世纪初,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并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水权问题和官民关系是民国水利纠纷问题研究的重点,对水利纠纷理论和地域的对比研究将是学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水利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20世纪80年代,传统水利史研究(防洪、灌溉、航运)勃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利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水利社会史兴起并逐渐成为水利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水利史开始为学界重视并取得一定成绩,水利遗产研究为水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水环境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回顾水利史研究40年的历程,水利史学科也存在着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学科内涵不清楚等问题。总之,水利史研究成果丰硕,在科学技术史的诸门类中成绩显著。     

水利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

水利社会史研究已呈方兴未艾之势。今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关注水利改革发展,这组论文以水利社会史立栏,可谓若合符节,虽非刻意为之,亦似寓有抱怀。日本资深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森田明先生,力介大陆和台湾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从郑肇经、冀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与法律介入——基于《赵州东晋湖志》的考察

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水利纠纷乃至纠纷的解决成为窥探各种社会力量展演的窗口。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赵州东晋湖志》中关于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发生、发展及其解决情况,可以看到东晋湖水利纠纷是在当时法律框架下,通过诉讼这一法律途径寻求解决的。大量移民的进入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变既是以东晋湖为代表的明代云南水利纠纷的根源,也是法律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并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法律介入以及地方对于法律介入的应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代云南的社会变迁,法律的介入与在地实践、强化,是东晋湖所处的赵州从边疆一个僻远的地方,逐渐转化为"成熟的内地"的推力之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将水利与地方民众生活、社会结构及权力体系等方面相结合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回顾20年来这一研究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具体梳理,揭示国内学者对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关注焦点、研究层次及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

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追求和实践.田野和社会都包含两层含义.区域和整体是辩证统一、普遍联系的,从区域看整体是社会史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吸取和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条件.走向田野要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     

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晋水流域是作者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学术田野点,她不仅因晋祠而闻名,而且因清末民国时期晋祠镇名士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而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如何开展晋水流域的社会史研究,文章提出三个设问,即为什么是明清以来,为什么是以水为中心,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并对此逐一加以阐释,意在表明尽管晋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个案,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对"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一个有力实践。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乔志强行龙８０年代以来，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发展的步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社会史研究者从探讨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入手，进而深入到对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等领...     

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

傅衣凌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 ,他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探究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 ,他特别注重挖掘民间文献 ,进行田野调查 ;在学术取向上 ,他极力超越传统的学术 ,不满足于厘清经济制度与官经济 ,也不止步于阐述社会的经济形态 ,而是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些方面与学界推崇的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西蒙的管理哲学理论有颇多切合之处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提升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韦伯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鼻祖,"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是中国现代化研究重要的学术起点和资源,影响着美国、港台及大陆学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路向。     

“水利”的社会文化关联——学术史检阅

本文主要是对"水利"的社会文化研究进行文献上的回顾,并作了简要的评论.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主持语)

常建华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论文中,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与梳理,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动员,即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从以传统的社会生活史为中心转向以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为重点,"从日常生活切入把握中国历史"①. 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变,更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