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与“白首”孰是?

前不久,笔者在偶然的机会中读到陈丽琳同志的一篇短文:题曰:“白日”与“白首”孰好?”(载《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读后颇感其说难信,所以,改易其题,以抒己说,并向陈丽琳同志及读者请教。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样比较恰当吗?——与荣伟同志商榷兼论中西文化的比较方法问题

荣伟同志在《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再批判三题》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否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问题,作了基本否定的回答。这种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通观全文我们看到:荣伟同志基本上是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文化比较得出的。笔者对这种笼统、混乱的比较方法实在不敢苟同,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下面,以就教于荣伟同志。     

释“寿”──兼论中国先秦时期尊老敬老习俗

释“寿”──—兼论中国先秦时期尊老敬老习俗江玉祥“长寿”在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中居首位，《尚书·洪范》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唐朝孔颖达疏曰：“五福者，谓人蒙福有五事也。一曰寿，年得长也；二曰富，家丰财货也...     

“语”的传流、类别和楚人诵习、制作的“语”

“语”在文字产生以前和以后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传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语”在传统的过程中分化出了很多语体和文体样式,后世各种门类的书籍从样式、性质上追溯,都可说是“语”的衍化。“语”在楚国成文文化和口述文化的传承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语·楚语上》申叔时为楚太子开列的九门学习课目中便有一门是《语》。韦昭注曰:《语》,“治国之善语”。韦说盖有所承。《诗·大雅·抑》“其惟哲人,告之话盲,顺德之行。”毛《传》曰:“话言,古之善言也。”《左传》文公六年记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孔疏曰:“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善言”亦即“善语”。据《诗》、《传》及毛、孔之说,“善言”又尤指圣哲之话言及遗戒。     

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

上篇释文诅阻豫切,御韵。又音阻,语韵。字亦作謯,咒诅也。《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释文》:“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书·无逸》:“否则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诅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周礼》春官之属掌盟诅之祝号”。古者出师,必底敌人之罪于神,如武王伐纣,底纣之罪于皇天上帝。诅楚者,(?)人以祸福之言,相要于楚、齐、诸侯三晋诸神,令加以诛讨,以咒楚齐之盟,求胜之也。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为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分题三篇曰湫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陈国本《通鉴·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三载：“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载。”此“载”，犹“年”也。即今通常所谓“一年半载”之“载”。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史书没有明文记载，而教学中却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尔雅·释天》：...     

皇甫枚的籍贯应是今日的同心县

路志霄同志在《皇甫枚及其〈三水小牍〉》(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1)一文中说:“皇甫枚,……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人,……原来著籍三水(今陕西省邠县)”,(晰按:唐代的三水县属邠州,今陕西省旬邑县)。这就是说,皇甫枚的原籍是甘肃,以后著籍三水。他这样说,必有所据。但语焉不详,不好悬猜。据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皇甫枚是三水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所写的《三水小牍》中《王知古为狐招婿》、《殷保晦妻封氏驾贼死》两篇,篇末均有“三水人日”云云。这与《史记》篇末著“太史公曰”、《聊斋志异》篇末著“异史氏曰”是同一用意,用以直接表述著书人的意见。《三水小牍》,也即“三水”人写的“小牍”之谓也。篇末的“三水人曰”和书名《三水小牍》,     

也谈传统文化与罚金刑

崔春华同志在《传统文化是否限制罚金刑》一文(《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向石英同志提出商榷,他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限制罚金刑,同时还对如何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笔者读后感到,该文的某些论点尚不能令人信服。特不揣冒昧,提出几点意见,向崔春华同志请教。一崔文在题为“传统文化并未限制罚金刑”的第二部分中征引了大量史料,意在说明罚金刑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限制。然而,这些按照王朝顺序排比的史料清楚地显示出,罚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问世

张振军同志的新著《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近期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该社“国学丛书”之一种。     

说文“一曰”义论析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说文》在对所收正篆的字义作说解之后,有时还缀以另一种说解,并冠以“一曰”、“又曰”、“一名”、“一说”、“或说”、“或曰”等字样。其中冠以“一曰”者最多。据笔者对大徐本所作统计,《说文》9353个正篆中,661个正篆下有“一曰”715个。也就是说,《说文》7.6%的正篆下附有“一曰”。附有“一曰”的正篆下,大多只附一个“一曰”,少数的附有二个、三个,甚至四个。(如《说文·水部》:“潛,涉水者。一曰藏也。一曰汉水为潛。”《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总名。一曰持也。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     

诗歌的艺术形式与小说的人物塑造——《李自成》民族风格管窥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必须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毛主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包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指出的方向.鲁迅也认为,“很可见中国的特色”的文艺作品,“是好的”.(《鲁迅书信集》·《致何白涛》)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正是这样一部深具民族风格的优秀巨著.作者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的传统     

《文学改良刍议》与欧美意象派诗潮

1917年1月号《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八事”的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冲决了传统旧文学数千年的堤防;随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交映生辉,开辟了中国现代历史     

《周易与中国文化》之二 群《易》爻卦合论——兼论《易》与中国数学

本文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易》的爻画卦图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探讨群《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及《易》与中国数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彩的经卦 各式各样的数符 《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日《連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運(辉)十,别九十。”这一记载告诉     

老子哲学三议

《老子》文约义丰,诠释者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其中基本和核心的问题是对于“道”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几点个人思考的见解,题曰“三议”;议者,小论也。     

老庄语言观综述

本文通过对《老子》、《庄子》二书中提出的“道不可言”、“言不尽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辩若讷”、“不言之长”、“得意而忘言”等分题的分析，综合考察了老庄的语言观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通变論》释疑

<正> 《公孙龙子》的《通变论》,素称难读。关于“二无一”、“变非不变”、“与马以鸡宁马”、“与其碧宁黄”以及“黄其正矣”、“木贼金者碧”、“君臣争而两明”等等,几乎是通篇内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就上述诸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管见。一、关于“二无一”对于“二无一”、“二无右”、“二无左”的解释,几乎是人与人异。如果舍其小异而观其大同,可别为三。(一)无,训为没有;释“二无一”为“二”没有它的组成部分,即不可划分(陈澧:《公孙龙子注》;《杜国庠文集》,第110页;庞朴:《公孙龙子译注》)。这种解释,孤立地去看,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看一看《通变论》紧接着的下文及后文,问题就暴露了。下文云:“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后文云:“羊不二,牛不二,而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之我见——与隗芾同志商榷

<正> 隗芾同志在《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的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萃的基础。”(见《关系》,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因此,作者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也只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     

跨世纪的文艺管理方针——论“双百”方针的科学价值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故、百家争鸣”的文化管理方针,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伺题》一文中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阐发。而今,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即将流过二十世纪,人们期待着中国文艺在二十一世纪更加走向辉煌。在这个历史交汇时期,重新品嚼“双百”方针,探讨其科学价值,是一件颇为有益的工作。 一 “双百”方针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针。它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