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明末贵州巡抚郭子章与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有明一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时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以开放的心态和主动学习的姿态研究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贵州缩刻了《山海舆地全图》并作序一篇,从已知的传统地理知识出发,分析和评价了利玛窦传播的地圆学说,成为研究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先行者.这也为贵州搭建了一个西学渐入的平台.     

中国古代单幅“天下图”演变谱系

“天下图”是古代中国人根据天圆地方宇宙观绘制的世界地图,包括单幅地图和书籍插图两类。单幅“天下图”在汉代已经出现,书籍插图则产生于北宋。单幅“天下图”的演变谱系是：汉唐时期绘制在丝绸上,绘制者是高官重臣;宋代又被刻在立于官学中的石碑上,为科举考试服务;1550年左右出现了作为民间大众读物的“天下名胜舆图”,绘制者是底层知识分子,通过市场网络传播;1600年左右,从“天下名胜舆图”中派生出一种变异的新型单幅地图;清代,“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成为最流行的单幅“天下图”,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被以“世界地图”为题的单幅地图取代。中国古代地图学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并非按照欧洲模式演进。在尊重科学准则的前提下,如何吸纳其积极元素,值得思考。     

舆图原自海西来①——《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

本文研究了最近在伊朗发现的伊利汗时代百科全书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作者认为这幅地图反映了极为典型的“蒙古时代”的特征,也是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一个例证。本文对该地图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了考释,并以此为中心讨论了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他们对地理学知识的重视,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     

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之一） 交友——西方、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被明末文人和士大夫们尊称为＂泰西儒士＂。他自小深受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在耶稣会学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具有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功底。他在华生活二十八载,身着汉服、精通汉语,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堪称人类历史上学贯中西之第一人。他带来了三棱镜、圣母像、自鸣钟、大西洋琴、日晷、地球仪、天文仪等在当时的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西方科学著作,将西方经典几何学、代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他还撰写了《交友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道德伦理著作,将西方古典哲学与文学引入中国。他的才智与胸襟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文人,名儒雅士们争相与之结交,纷纷为他的中文作品撰序作跋。他与当时的名儒惺惺相惜,他们的友谊也成为近代史上中西文明美丽邂逅的见证。在利公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在＂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的今天,特刊登三篇文章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赞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并期望从中悟出些许道理。     

汤若望评议三题

汤若望继承了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手段,通过修历使天主教势力伸向宫廷,因此为西方天文、历算科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他的宗教活动从政治上看基本上是成功的,先曾获取明朝崇祯皇帝的信任,继之又在清初依靠孝庄文皇太后,这次博得顺治政权的恩赏,终于在宫廷中为天主教争得合法地位。从宗教方面看,汤若望却以失败告终。这同他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有关:他的“外学”只有天文学而无儒者学;他同利玛窦一样,坚决排斥中国化的佛学——禅宗,遂失去顺治皇帝的信任,致使天主教势力被禅师挤出宫廷。     

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经验的借鉴

一　　利玛窦对待佛教及佛教僧侣的态度的变化 ,是很值得品味的。 1 583年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穿上僧服 ,以“和尚”自居 ,1 595年 ,利玛窦在脱下僧服换上儒服两年之后 ,公开对佛教与佛教僧侣进行攻击 :“(僧侣是 )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 ,既无知识又无经验 ,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1在排佛的同时 ,利玛窦竭尽所能地接近儒士 ,苦研儒家经典。对于利玛窦的这一变化 ,以往的论者只说利玛窦发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     

利玛窦:开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行者

利玛窦素有泰西大儒之称 ,他在华传教期间 ,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传入中国 ,同时又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介绍到西方 ,是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今天 ,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重要的背景下 ,重修仙花寺纪念利玛窦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明末西学东渐重评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即学术界习称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来华开始的。明末由耶稣会上传入的西学，是“古学”还是“新学”？这是评价西学东渐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这里的所谓“古学”，是指古代中世纪文化，“新学”则指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近代文化。长时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严重歪曲历史，过分夸大耶稣会上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真相。而国内前哲在把被西方学者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候，则又不免矫枉过正，认定“耶稣会的本质就规定了他们不可能传来真正的科学”，他们不仅“不可能带来作为思想解放与思想革命的产物的近代…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历史学·关于“大分流”与中西发展比较研究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西方学者对 18 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在 18 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     

"西来孔子"——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

艾儒略是第二代耶稣会最为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侧重在中国民间传教,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工作,赢得了"福建宗徒"的号称;他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亦获得巨大成就,被誉为"西来孔子"的美誉;编有汉文著作24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他成为了继利玛窦之后,汉语水平最高的来华传教士.     

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对国剧运动的一种跨文化反思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国剧运动意指1926年前后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归国后开展的一场短暂的戏剧艺术实践。国剧运动派的“初心”是试图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中重新评估和定义中国旧剧的价值，以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的过程，也是在“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中重建东-西方权力结构重要的探索性尝试。在理论上，国剧运动派力图融合中西方戏剧的“写实/写意”传统，建设具有“中国性”的民族戏剧，然而这种对于文化差异性的强调难免落入“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也导致了“国剧”的民族性理念在其文化价值的论争中解构了自身。在实践中，由于国剧运动派对本土的文化环境缺乏深度考量，以及在“国剧”办学方针上的含混和剧本创作上的薄弱，导致国剧运动最终游离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流。然而，在百年后文化复兴成为主流叙事的今天，国剧运动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为我们如何集成和创新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的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意义维度。     

明清时期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15世纪以来 ,欧洲航海贸易势力东来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开始向东方扩展 ,一批批搭乘商船的传教士到亚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沙勿略是来华传教的先驱 ,而利玛窦真正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15 78年 ,利玛窦从欧洲到果阿 ,15 82年在澳门学习中文 ,后在肇庆建立第一座教堂。 15 89年 ,利玛窦到广东韶州继续攻读儒家经典 ,宣传西方科技知识 ,作为宣教手段。 160 1年 ,利玛窦终于抵达北京 ,向明神宗赠送礼物 ,获准在西城南门附近居住。在北京 ,利玛窦大力著书立说 ,广为宣传教义 ,初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从南到北的基督文化传播网。利玛窦去世后 …     

波兰传教士米海尔·鲍姆对汉学西传的贡献

提起早期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人们常常会列举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种种事迹;但对米海尔·鲍姆这个名字,许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即使在《辞海》和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书籍中,也仅仅提及他充任南明政权与罗马教廷交往的信使这一简单经历,以及他唯一公开发表的一本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非常不全面的。下面我们根据国外最新资料介绍米海尔·鲍姆对于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历史贡献。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晚清西方传教士继承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学者的传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面临的社会问题，更新了西方自马可波罗、利玛窦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正负两个方面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为中国人认识自身社会提供了某种参照。一批对中国文化有较多了解的传教士，有些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的开创者，有些成为在华传教运动的头面人物，更多的成为教会教育事业的创始人。     

论东西方文学的"弑父"与"尊父"情结

父子冲突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但在对父亲的情感处理上,西方较多地表现为“弑父”情结,东方则表现为“尊父”情结,中国儒家关于君臣父子伦理思想是代表。不同的情结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反映。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