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 ,俄商违反中俄双方协定向蒙古地区偷运砖茶 ,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核查发现 ,偷运砖茶数量巨大、后果严重 ,垄断了蒙古砖茶市场 ,排挤了华商 ,引起各国的不满。天津海关道提出制定《蒙古税则》以杜绝砖茶私售蒙古、恢复华商活力并增加财政收入。总理衙门以与成案不符 ,流弊滋多批驳。恰值曾纪泽赴俄解决崇厚所签条约的善后之行。他在《圣·彼得堡条约》中满足了俄国在蒙古及我国西北边境贸易的全部要求。这个以满足通商要求换回土地的谈判原则 ,对蒙古地区的损害至大 ,使俄国在蒙古的影响逐渐超过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闹独立 ,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此     

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

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泛商业网络。从横向联系看,它是一个由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从整体上看,海外华商网络是一个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统一体。     

“灰色清关”的法律思考——以俄罗斯为例

依照俄罗斯《海关法》,重点整改中国货物进入俄罗斯的清关环节,避免在国内合法生产、合法出口的商品在俄罗斯成为非法货物;借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力求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消除中俄贸易中的现存障碍;转变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化经营;注重品牌效益,提高产品档次;加强对俄出口企业与华商的组织管理和指导;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华商权益。     

论中俄九江茶叶贸易

早在唐宋时期,九江茶就已闻名遐迩。到了近代,九江成为与汉口、福州齐名的中国三大茶市之一。在中外,特别是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茶叶就开始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起重要作用。1762—1785年间,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的茶叶近3万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1820年增至10万普特,约占中国全部对俄国出口商品的88％。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再增至30万普特以上,占对俄出口商品的95％以上。恰克图的华商为保证茶叶的来源,并获取更大利润,常年派人驻守两湖、江西、福建茶区,收购贩运茶叶,集中到汉口,经湖北樊城和河南赊旗镇、山西太原运到张家口,再转往恰克图。毫无疑问,十九世纪中叶前,九江地区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仅次于两湖地区,在对俄茶叶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     

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

袁世凯在任职驻朝商务委员期间,为在朝华商争取到一系列相对优厚的政策,促进了华商经济的成长、壮大;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经营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一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外商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华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朝鲜的民生,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华商网络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华商网络由于不断发展而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可分为传统华商网络和现代华商网络两个阶段。国内外学者对华商网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二者的研究目的、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区别,结论也差别较大。国内学者对华商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商网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国外学者则侧重于华商网络的经济、社会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加深,世界华商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现代华商网络将吸引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在夹缝中求生存和拓展——非洲华商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非洲华商在加强中非经贸合作与投资、促进非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华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行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医疗卫生行业;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开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一批华商来到非洲,引进新的企业、产品与管理方法。他们与当地华人相结合,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非洲华商具有明显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小商人占多数且多从事批发零售业;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庞大的销售网络,促进了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新生代华商成功地实现了商贸模式的转型;非洲华商正向多元化本土化迈进;虽然非洲华商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实力正在逐步增强。非洲华商发展的原因在于:非洲是一个新兴的未开发市场,商机很多;中非贸易增加促进非洲华商发展;政府鼓励华商在非发展;华商精神;华人适应性和观念的转变。这使他们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拓展。     

试析1860年～1914年间的赴俄华侨

19世纪60年代后,华侨大量涌入俄国远东地区佣工、谋生,大规模的赴俄移民潮开始形成。致使俄远东地区成为近代华侨移居国外的热点地区。赴俄华侨以山东籍为主,为俄远东地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务,加速了该地区的农业、采金业、铁路修筑等经济开发与建设。     

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述论（1933—1937）——兼评抗战之前的上海华商再保险业

为解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再保险问题,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于1920年代末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各类联合保险组织纷纷出现。1933年,在政府与华商业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加之华商保险业缺乏互信、无序竞争的市场氛围根深蒂固,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不但未能得到有效扶持,反而经营困境不断,最终在抗战爆发前夕被太平保险公司收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早期命运,亦成为抗战之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实况的缩影。     

俄美关系走势分析

俄美的矛盾与争端，影响着欧洲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本文研究了俄美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矛盾与对抗，分析了近期俄美关系的新变化，认为俄美关系尖锐对抗的势头会有所缓和，但从长远看，俄美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分歧还会加剧，俄美矛盾仍将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矛盾。     

近代西方大公司的华南销售网——以石油、烟草业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列强加紧对华南地区进行以外贸投资为重点的经济侵略,特别是石油、烟草业等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在华南重要商埠设立分支机构,依靠先进的公司管理层级结构和广泛的华商社会关系网,采用地区包销制推销产品,业务范围遍及乡镇,控制了市场。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如何利用海外华商网络,达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海外华商网络功能的有效结合?本文分析了当代海外华商网络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利用华商网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谁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清末山东对日贸易中的日商与旅日华商

1870年代至1912年是近代山东对日贸易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烟台、青岛、济南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日本移民和日商开始阑入这些城市,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华商与旅日华商亦在日本设立行栈,开展进出口业务。当时对日贸易并非由日商独揽经营,而是与华商的经营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相当部分的商品进出口由华商组织。实际上,华商的参与和影响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早期贸易的主导权。     

黑龙江对俄农业投资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是中国对俄开展境外农业合作最早的地区。依托地缘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对俄农业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时综合分析了黑龙江省对俄农业投资的现状和前景,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

本研究对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随机抽取的51100个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平均值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东部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低于中部地区居民,中部地区居民低于西部地区居民;男性食品安全满意度高于女性;26岁以上居民年龄越高,食品安全满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高于城镇居民;外资或港澳台企业员工食品安全满意度最低。     

论俄林定理之谬误——国际贸易原理再探讨

一、俄林定理 瑞典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林,在其代表作《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提出:国际贸易的成因在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国际交换可以逐渐消除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商品价格差异,进而消除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并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因利用了自身相对丰饶的资源而获得比较利益。这一命题,被称为“俄林定理”(由于这一命题与赫克雪尔、萨缪尔森的学说相关联,又被称为“赫克雪尔—俄林定理”或“赫克雪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为简便计,本文通称为(“俄林定理”)。     

清初在越华商移民及其文化形态——以《罗塔洲重修公亭碑》为线索

清初是华商移居越南的高峰时期,中越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新发现的《罗塔洲重修公亭碑》即如实记录了18世纪重修罗塔洲公亭一事,反映出在越华商代表人物会安明乡社"三后贤"之一张弘基及其家族的相关情况,透露出中越文化交流的诸多信息。结合碑刻及笔者调查所得可知,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清初在越华商在继承、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采取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越南社会,从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点的文化形态。     

黑龙江省对俄劳务输出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中俄两国经贸活动也有所增多,而作为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的"窗口",黑龙江省借此机会积极发展对俄劳务输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首先从总量、地区、输出形式方面分析了黑龙江省对俄劳务输出的现状,其次分析了黑龙江省对俄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华传统文化与华商企业精神

华侨、华人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是旧社会因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国谋生的劳动者。他们在旅寓异邦的长期生活中,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即使在十分严峻险恶的处境之中,他们仍然能够寻求发展的新机遇,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为居住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亚洲“四小龙”仅用2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将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变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而这“四小龙”中,有三条龙(即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是属于以华人为主体的经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着,在这些国家里,华侨、华人也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华侨是生意精!”国外不少经济学家对华商如此评价。华商在经营企业,发展经济方面为何能取得杰出成就?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为何能引起举世瞩目?许多人认为有一种奇特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就中华传统文化与华商企业精神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