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研究

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不是单纯发展大城市或中小城市,而应该把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不同于都市圈,大都市群的主要功能是多元化产业群落协同集聚的空间平台和空间组织架构,而大都市群治理的关键则是产业—城市的协同治理。中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框架主要由目标模式和支撑架构组成,主要目标是连接、联动、协调、共享,实现目标的支撑架构包括城市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产业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交通一体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协同治理架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议题与进路——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角

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     

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关系型治理的特点,研究构建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意义重大。运用文献查询法归纳出关系型治理的时代内涵及其文化特征,提炼出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特点,通过深度访谈、专家咨询和归纳法等方法,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共生模式、机制和相关对策,化解城市社区管理矛盾和冲突,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为提升城市社区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政策安排模型视角下海绵城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海绵城市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城市雨洪管理思路与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变,然而学界和实务界对现有问题的反思与总结多集中于技术层面或项目管理层面,尚缺乏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总结。运用政策安排模型分析目前海绵城市治理现状,当前治理模式下存在行动者间缺乏统筹协调及社会参与不足、资源投放失衡及整合不足、互动规则不对等及公众参与规则缺失、非政府行动者话语受关注较少及话语体系分散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判定当前我国海绵城市治理模式为封闭式共同治理模式。从行动者合作网络体系建设、促进市场化资源整合、完善责权分配体系及互动规则、强化非政府参与者话语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中国城市治理的模式转型:杭州和深圳的启示

杭州和深圳作为中国城市治理转型探索的先行城市,其探索历程揭示出了三个转型趋势,即:城市规划从技术决策走向公共决策;城市建设从经营城市回归营造良好的人居和营商环境;城市管理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创新。这些转型体现了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从利益一体型模式逐步向利益协调型模式的转变,从高度依赖行政手段的全能型模式向有序结合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的治理型模式的转变。     

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过程机制——以“淄博烧烤”为例

基于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淄博烧烤”为例,剖析其火爆的演化过程和根本原因,给出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型,探讨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认为：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是导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而学子报恩事件、网红效应、地域文化、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秩序建设共同构成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五个基本维度。从过程机制看,学子报恩事件是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导火索,网红效应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催化剂,“好客山东”地域文化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文化基础,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管理基础,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社会保障。由此可见,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修复城市情感创伤的合理、有效的工具。作为对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情感治理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缺乏人情味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贫困问题的法律治理

城市贫困问题实质上是在立法上对社会有限资源分配失衡和在司法上长期不作为的结果。本文以政府职能为视角提出,建构反城市贫困的法律体系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路径所在。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研究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人口快速增长、资源日渐枯竭以及环境明显恶化等已成为人类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开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依据城市治理理论,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治理目标,并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治理实践,提出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结构和城市治理工具。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新时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作为新时期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与湖南经济社会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入了率先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长株潭一体化经过36年的演进也已取得了较大成效;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划难以实施、动力不足、一城独大化、简单行政化、全盘市场化等现实问题。在创建和引入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模型,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体制机制创新对策：基于约束刚性化,构建落实联合执法机制;基于整体最优化,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基于主体多元化,创立全员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引导弹性化,完善强化资源共享机制;基于功能多样化,健全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基于风险共担化,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浅议走向治理模式的城市规划公共行政

通过对治理基础理论的了解,指出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是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共组织,进而提出在城市规划公共行政中应该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形成对城市进行社会治理的基础。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