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

<正> “克已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克己复礼为仁”,关键是如何理饵“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作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我认为把“礼”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要更合适些。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我们暂且从“礼”的起源谈起。《礼记》《礼运》篇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     

略谈孔子的“复礼”和“爱人”

<正>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仁”。对于“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但最能说明孔子仁学本质的,是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这两个命题。为了探讨“仁”的本质,特对上述两个命题进行剖析。一、什么是孔子所认为的礼之本“克己复礼为仁”这个命题源出于《论语·颜渊》篇,是孔子对其得意弟子颜渊的答问。后来,这一命题成为人们引起争论的议题。争论的中心是“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理解“仁”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也才能对“仁”的本质作出符合事实和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论儒家恕道精神的当代价值

恕道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 ,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恕”进行语义学上的解释 ,阐述“恕”与“忠”、“仁”、“礼”的关系 ,通过对恕道内涵的分析和把握 ,从中引申出修身求仁、和谐社会与致达中和等方面的现代诠释 ,为建设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君子不器”看孔子所论“仁”与“礼”的关系

“君子不器”是《论语》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孔子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和阐发,后人多认为此条是对君子修养方面的要求。本文从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礼”关系分析入手,集中论述“器”与“不器”实为孔子“以仁释礼”、“仪礼相重”的又一具体阐发。     

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探索

孔子的学说里强调最多的是“仁”,“礼”其次。在《论语》中讲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难怪有些同志说:“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本文亦以“仁”学作为重点,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一点浅见。关于“仁”、“礼”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在我看来,从伦理学角度而论,“仁”是指人与人关系间的思想原则,“礼”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前者是伦理,后者则是道德。故本文论“仁”不论“礼”。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孔子哲学的“体”“用”关系──仁:“孝”、“忠·恕”、“中庸”

孔子哲学的“体”，是“仁”。孔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怎么体现“仁”的呢？这是关于实现其哲学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篇论文旨在通过以“孝”、“忠·恕”、“中庸”为“用”的研究方法，探索孔子哲学以“仁”与“孝”、“忠·恕”、“中庸”的关系及内容。“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作过多种解释。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那个鬼神观念弥漫全社会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为自己是自己头脑创造物的附属品，缺乏独立“人”的观念。这时孔子强调“人”的存在，强…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孔子“性相近”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论语》记载孔子人性论思想的直接材料。历代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诠释，这些诠释虽然都掺杂了时代和解释者本人等方面的因素，但也从某些方面揭示了“性相近”说的某些内涵，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性相近”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要真正理解“性相近”说，除了历史诠释外，我们还需要结合《论语》和其他相关材料。从《论语》及相关材料来看，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人性的先天情感和后天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人一出生就处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之下。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关系，这说明人天生就具有孝悌等情感，这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但仅仅具有这种先天情感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就自身、完善自身、实现仁德。     

从“孔颜乐处”诠释儒家的和谐思想

春秋时期形成的礼文化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来源。孔子以礼文化的教养为思想起点,援“仁”入“礼”,给传统礼仪注入“仁”的新精神。颜回习“礼”体“仁”,以仁贯通天道,不改其乐。孔子、颜回以此实现了身心的和谐。“孔颜乐处”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范畴,对于当代人的心灵环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略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仁”与“礼”

孔子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其思想方法上的伦理性,政治以道德为依归;孔子为实现其大同与小康的政治理想,确立了以仁与礼为基本精神的政治思想体系。仁与礼密切相关,各有其政治功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仁与礼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

法宝是活跃于唐代初期佛教界的重要思想家,他与慧沼之间围绕“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争论在中国乃至日本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法宝以“真如种子”概念重新诠释《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并从“熏习说”的立场对“法尔本有种子”做了改造,力图从“本性”和“客性”两个方面把握佛性。法宝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五性的差别不是“本性”所具而是后天“熏习”的结果,强调佛教修行的重要意义。法宝的佛性说是印度佛教佛性说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行”

<正> 过去我对于孔子有时把“仁”放得很高、有时又把“礼”放得很高、有时似乎又是天命最高感到不解,对学界关于“仁”、“礼”关系的纠缠也有迷惑。近日偶读《论语》诸书,顿然有悟,深感孔子之言“仁”、言“礼”、言“性与天道”,皆落脚于一个“行”字。孔子颠沛一生、孜孜不倦,为的正是这个“行”,“行”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一贯”释义看《北溪字义》的诠释方法

陈淳的《北溪字义》作为一部理学辞典，通过对理学概念的解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儒学诠释方法。他不仅继承了“述而不作”、“寓作于编”的传统方法，同时，“以论为作”突破了以往的诠释方法。以“一贯”条目的解释为例，可体现出《北溪字义》中将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何谓尽善：《论语》“子谓《韶》”章析义

从汉至宋,历代注家对《论语·八佾》“子谓《韶》”章有不同诠释。汉唐经学家把禅让与征伐是否存在德性高低之异的讨论带入注解中,使得对武王德性的认识十分复杂。宋代理学家从圣人心性的角度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化,试图肯定武王德性,却因难以处理君主德性与外在事功的关系而面临理论困境。汉宋注家的分歧皆与对“未尽善”的理解有关。事实上,解释的中心应从“未尽善”转换到“尽善”,并根据文本自身的语境进行理解,则“未尽善”虽不如“尽善”理想,但仍高于“善”,构成了“未善—善—未尽善—尽善”的序列。其中,“尽善”的含义是让与仁,武王虽善,却未能禅让,故未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