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王歌》出版

<正>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默、林炳熙与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盘才万、房先清共同收集编注的《盘王歌》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盘王歌》是粤北地区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一首“勉语”瑶族传统民歌。该书反映了瑶族人民的文化传统,介绍了瑶族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传播生产、生活知识的方式,反映了瑶族人民勤劳勇敢、热爱乡土的民族感情。     

别具一格的瑶族“信歌”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有以歌代信的传统习俗。所谓“信歌”(亦称为“寄歌”“放歌”或“传歌”),就是用歌来写信,这在自称“勉”和“金门”的瑶族中尤为盛行。信歌在瑶族民间流传的历史相当久远,准确年代无可考。解放后所收集到的“信歌”,如《桃川信歌》写于清咸丰五年(1855),但它并非是最早的一首。许多流传于民间的“信歌”手抄本,大都不注明年代,可能是由于世代传抄遗漏所致。据《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瑶族人民直接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历史,最迟是在明末清初,其方式多采用歌谣的形式叙述。由此看来,“信歌”作为口头创作产生的年代,自然要早于明清了。     

论“梁祝”故事在壮族、瑶族地区流传变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千百年来不仅在我国的汉族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很深的影响。单就广西壮、瑶地区而言,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瑶族的《盘王歌》和信歌中都有关于“梁祝”的歌词,壮族情歌中也常出现“要学山伯和英台,生生死死也成双”等诸如此类的词句。然而,正如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人民的文学创作“有时编造新的,有时把从前编的加以改编,使其适应于自己当前的情况。”(《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一卷,第523页)壮、瑶人民结合自己特定的社会生活,从人物形象到语言风格,从情节处理到环境描写,对原“梁祝”故事进行了大胆的加工改造,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梁祝”故事在流传中的这种变异,是与古代壮、瑶地区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及人们的心理素质有密切联系的。本文力图就其变异的历史根源作一些探讨。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以下简称“长兴讲经文”)原卷编号伯3808。由文中“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卷末题“仁王般若经抄”知,此文叙讲之经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敦煌变文集》均视为变文之一种。“长兴讲经文”开首即由法师以一段骈文与一段韵文“颂圣”,并表明讲经的目的:“愿赞金言资呈寿,永固金石唱将     

《马赛曲》第七段歌词的真正作者

《马赛曲》的第七段歌词作者,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段歌词仍出自前六段歌词的作者鲁日·德·李尔的手笔;有人说它为诗人勒布伦所作;路易·杜布瓦和马利一约瑟夫·谢尼埃也有幸被认为是该段歌词的“真正作者”。据法国著名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考证,《马赛曲》第七段歌词的真正作者是伊泽尔省维恩市的一位神甫——安托尼一多罗丹·佩索耐尔。他在其力作《法国历史轶闻》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第七段歌词的产生经过:     

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略

<正> 瑶族居住广东,历史悠久,分布甚广。长期以来,对于瑶族在广东居住的历史状况,人们均认为,是“隋唐之际,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才从武陵、五溪迁移到湘、桂、粤三省的边境的(1963年《广东瑶族历史状况》)。”本人于1979年在《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1979年《学术研究》第3期)中提出:“隋唐之际,粤北早已有瑶族居住”,“其先民在秦汉之际已居住岭南粤北”(见拙文《岭南瑶族来源的探索》,1983年《求索》第4期)的看法.经过几年来的讨论,持此看法的同志逐渐多了起来。如《广东少数民族·瑶族》(1982年广东人民出     

从时政歌看人民的预见性

时政歌,指人民有感于时政而创作的歌谣。它常常是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舆论武器,因而常有预见性。 奴隶社会的夏朝,残暴的夏桀自比是天上的日头,人民就用歌谣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预言了他的灭亡。秦统一后,秦始皇竭尽人力物力追求享乐,建造阿房宫,当时民谣说:“阿房阿房亡始皇。”(转引自《中国民间文学史》)阿房未就而始皇死。汉董卓领兵出关,肆行杀掳,焚烧洛阳周围数百里,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有歌     

拳拳之心痴痴之情——评合唱新作品《老校长之歌》

《老校长之歌》是一首前所未有的唱校长的合唱曲,它的歌词内容深刻、丰富;曲式独特,旋法讲究;合唱编配精当。词曲合一,表情达意,从音乐形象的设计上说,是十分成功的。     

“古代婚礼不贺、不用乐”辨

由于对《诗经·关睢》是否为“结婚乐曲”、“贺婚歌”的意见分歧,引起了对古代结婚贺不贺、用不用乐的讨论。否定论者认为古代结婚既不可唱赞辞热烈祝贺,更不可能奏乐(程迅:(《<关睢>不是结婚乐曲或贺婚歌》,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     

论壮族民间长诗《李旦与凤姣》

壮族民间叙事长诗《李旦与凤姣》广泛流传于桂西、桂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咸知。其抄本繁多,有排歌体的,有勒脚歌体的,有的叫“李旦王”,有的叫“唐王歌”,有的叫“李旦与凤姣”。右江流域的“唐王歌”长达八千多行,还有专门演唱它的“唐王调”。此外,又有故事和师公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容和情节都大同小异。最近,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文版长诗《李旦与凤姣》,这是壮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新成果。本文拟对作品的历史来源、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作初步的探讨。长诗以唐王朝宫廷斗争为背景,通过李旦遇难流落他乡及其与凤姣的爱情和为匡复大唐而率众起兵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壮族地区的斗争生活,表达了壮族人民的理想和追求,歌颂了壮汉民族团结战斗的精神。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

一“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显然首推《东方红》。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一首情歌小调),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家里留下小妹妹。”随后,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移民歌》是依照…     

李益《从军诗序》考实

在俊才云蒸的唐代文苑中,中唐诗人李益是一颗熣灿闪烁的明星,他以绝句名家,以边塞诗见长,在唐代颇享盛名。据《旧唐书》卷137<李益传>云:李益“长为歌诗……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胡应麟评唐人七绝以李益为盛唐以下第一人,认为“可与太白,龙标竞爽”(见》诗薮》卷六)。可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益诗流传至今尚存一百六十余首,向来无人笺注;其身世经历,长期以来,论之者亦往往谬误相沿.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论《九歌》的戏剧性

《楚辞》里的《九歌》是古代楚国祭神的歌曲,经过屈原改写或删订。这是朱熹的说法,似可视为定论。《九歌》有十一篇,为什么称之为“九”呢?郭沫若说“九”“或许是‘纠’的意思”,较近实际。不过对于“纠”字,各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郭释为“缠绵宛转”;马茂元《楚辞选》则认为“是多数的意思”。我觉得“纠”是说明这种歌的性质,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多变化,很复杂;“纠者,合也”,“纠”是“纠纷错杂”,“合”是“合沓”;“歌”自然是“唱”。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很复杂,自然在情调上“缠绵宛转”的也有,激昂慷慨的也有;在分量上可能很长,中间有停歇,分     

“歌永言”的“永”何解?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对瑶旅神话《密洛陀》和《盘瓠》的深层思考

瑶族创世神话《密洛陀》和图腾神话《盘瓠》,堪称瑶族文学的双璧。作为瑶族人民的神话,它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永恒的艺术魅力,是后世文人难以企及的范本,而且还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它们是瑶族人民远古时代艰难历史的形象概括。千百年来,它们一直被当作一种神灵之物,专门用在某些神圣庄重的仪式和节日中演唱,用以祭祀娱神,具备着解释、礼仪和操作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由于《密洛陀》和《盘瓠》这些独特的立体     

试论洪秀全与洪仁玕的法律思想

洪秀全和洪仁在领导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实践中所提出的法律思想 ,其内容相当丰富而颇具特色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一洪秀全早期在《原道救世歌》等著作中 ,无情地揭露封建统治者以“妖法”桎梏人民 ,镇压人民的罪恶 ,“造为妖魔条律 ,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 ,无所措其手足”(《太平天国印书·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要求制定出代表农民阶级意志的体现“至公”精神的法律取代“妖法” ,并以此为工具 ,“除妖安良” ,“斩邪留正”(《太平天国起义记》) ,以镇压封建统治者 ,保护人民群众。定都天京以后…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北宋词坛的“柳永热”

柳永风流俊迈,以歌词闻天下。不仅“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①,而且上层社会也盛行柳永词。②北宋词坛的歌词作者,或模拟、仿效,或将其当作词坛(?)敌,都想与之较量一番。王安石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但对于歌词创作,仍甚守旧。他主张按照“歌永言,声依永”的传统进行创作,反对“先撰腔子后填词”③,目的就在于抵制乐坛“新声”,主要是郑卫之声。即使如此,在他为数不多的歌词作品中,仍留下了明显的柳词痕迹。例如他的《雨霖铃》“孜孜矻矻”。这首词模拟柳永而又大大不及柳永。《雨霖铃》是个“颇极哀怨”的调子,柳永以之道别言情,哀伤之中并带怨恨,声情并称;王安石以之说禅理,不伦     

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警惕暴民意识

近两年来，古装电视剧插曲里最受欢迎、被传唱得最广的大约就是《宰相刘罗锅》的“天地之间有杆秤”和《水浒传》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两支歌似乎都进入了当年的“十大金曲”，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这种现象是饶有意味的。当人们在街头巷尾和剧院歌场唱这两支歌时，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两支歌代表了支配了广大民众一千多年的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头脑中充斥着这种思想的人们很难做法制社会中合格的公民。他们或是匍伏在清官脚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两者表现…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艺术价值

自明代宣德(1426—1435)之后,在中原、两淮及江南陆续出现新的曲调,如《锁南枝》、《驻云飞》、《闹五更》、《哭皇天》、《桐城歌》、《挂枝儿》、《银纽丝》等,它们配合通俗歌词而流行.这是新体的音乐文学,其曲调来自市井新创,不同于宋词词调和元曲曲牌,而其歌词的艺术风格亦与宋词元曲异趣.明代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行了四种俗曲,即《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驻云飞》和《新编寡妇烈女诗曲》,这标志一种新体音乐文学的兴起.明末冯梦龙编集了《挂枝儿》和《山歌》;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曲师颜自德编集了《霓裳续谱》,嘉庆九年(1804)华广生编集了《白雪遗音》.此外的民间抄本和书坊刊本尚有《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时调小书并谱》、《新刊南北时尚丝弦小曲》、《西调百种》、《新集时调雅曲初集》、《杂曲四十一种 》、《小曲六十种》、《旧京小曲》等等.这些明清流行的通俗歌词曾被称为“小曲”、“小调”、“牌子曲”、“时兴杂牌新曲”、“时调”、“杂曲”.清代嘉庆年间无名氏辑有《时调小曲丛抄》,以后人们习惯称明清新体音乐文学为“时调小曲”.这类作品极为浩繁而又不易搜集.郑振铎先生曾感叹说:“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也仅仅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