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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残本的刊刻年代明两截版《小说》《传奇》合刻本(竹纸印)存第三集下册,三至八十凡七十八页。本书匡高二○·八公分,宽一一·九公分,白口,左右双边。软体字。上截版匡高七·三公分,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字,鱼口镌“小说下”三字。收小说五种:(一)《荥阳郑生》(首二页佚)、(二)《女翰林》、(三)《王魁》(附《严武》条)、(四)《贵贱交情》、(五)《玉堂春》(末页佚)。均不书撰者名氏。前四种是短篇白话小说。《女翰林》《贵贱交情》为冯梦龙分别收入《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玉堂春》是文言体小说,为冯梦龙改成白话小说,收入《警世通言》。下截版匡高十三·五公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鱼口镌“传奇”,又镌“三集下”三字。收传奇五种:(一)《绣襦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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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列本科进士7人:胡砺、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雷嗣卿、乐著。除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无更多的史料外,胡砺、雷嗣卿、乐著尚有史料可增,需补充的有边伯勋、韩锡:(一)本科状元胡砺。字元化,本是被掳者,因用燕京人韩昉的乡贯,被误取为状元(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第4页,“影扫叶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五有传,说他是磁州武安丛井村人,天会“十年,举进士第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第13页)称他是山东密州人,少被虏,韩昉放从良,状元及第。盖本住山东密州。被掳放良后居住在磁州武安。据《金史·胡砺传》:他登第后,授右拾遗,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刑部尚书,年55以疾卒。葬于武安县西义井里(《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九《陵墓》)。尝于贞元三年撰《谥议》(张玮:《大金集礼》卷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第35册,第303页下),又撰《鼓山常乐寺佛殿记》,碑在武安县,立于正隆四年(1159)四月(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七,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第103-10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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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开修《吉林通志》,其凡例中有言:“道光四年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迎阿撰吉林外记”。此后沿袭是说者,陈陈相因,代不乏人。其实,这种说法不外是道光四年(1824年)“始修”或“志成”两层含义。查《吉林外记》颇多道光五、六、七年之事,其不可能成书于道光四年当是不言自明的。道光四年始修说亦不成立,因为《吉林外记》卷一御制诗歌部分之后,附有嘉庆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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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宋本纪上》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 ,宋公玺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18页 )按 :“湛” ,即袁湛 ,其奉晋命授刘裕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事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 16)十二月。今考之本书《袁湛传》云 :“义熙十二年 ,为尚书右仆射。武帝北伐 ,湛兼太尉 ,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 ,帝冲让。”本书《范泰传》云 :“后加散骑常侍 ,为尚书 ,兼司空 ,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 ,随军到洛阳。”皆记袁湛至洛阳授刘裕宋公玺绂等事时所任乃尚书右仆射 ,与此作“尚书左仆射”者异。又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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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李贤注曰:“谢躬为尚书仆射。”余按:正文及注皆误,谢躬为“尚书令”,非为“尚书仆射”。《后汉书·马武传》:“更始立……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后汉书·吴汉传》:“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后汉书·庞萌传》:“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又《后汉书·岑彭传》注引《续汉书》、《后汉纪·光武皇帝纪》皆云谢躬为“尚书令”。而据《后汉书·鲍永传》、《初学记》卷一一引《东观汉记》鲍永是为“尚书仆射”。《后汉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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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丰四、五年的宋夏战争(即灵州和永乐两役)中,宋军的死者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宋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史学论著,特别是战争史专著,在谈到灵州和永乐两役宋军死者人数的时候,引用《宋史·夏国传》和《续通鉴》的记载,说:“死者六十万人”,或说“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殊不知这些巨大数字很不可靠,误差甚大。 今考《宋会要辑稿· 兵》(以下简称《会要·兵》)八之二八云:“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并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的记载亦相同。据此,永乐城失陷时,宋军战死的官兵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再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在该城失陷前,宋夏双方进行了城外战。当夏军攻城时,徐禧命曲珍率领城中部分士兵出城御敌,战斗激烈,宋军“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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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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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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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海陵王纪》延兴元年……八月……骠骑大将军鄱阳王锵为司徒。(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78页,下同)议:“骠骑大将军”,《南史·齐本纪下》同。今考本书卷四《郁林王纪》载隆昌元年四月,“丁酉,以骠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卫将军,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骠骑将军,并开府仪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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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狱是晋武帝时设置的监狱 ,何时初置 ,对此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五年 (2 84年 ) ,根据是《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五年 ) :“六月 ,初置黄沙狱。”《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刑法部》注引王隐《晋书》曰 :“太康五年夏六月 ,初置黄沙狱。”另一说法是泰始四年 (2 6 8年 ) ,根据是《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二九《牢狱部汇考》记载 :武帝泰始四年初置黄沙狱。太康五年初置黄沙狱书上有两处明显记载 ,而认为泰始四年初置的只是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 ,这个问题本无争议 ,但问题就在黄沙狱治书侍御史官员设置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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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职官志》关于北京行部的介绍有两处,一见卷七二“吏部”条后: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置六曹清吏司。后又分置六部,各称行在某部。另一见卷七五“应天府”条后:南京官,自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置行部尚书,备行在九卿印以从。以上两则记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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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若干条,今录两条如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44《顾成传》(页4075):[永乐]“六年五月召至京,赐金帛遗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抅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按:上述之事似不是都发生在永乐六年中。永乐八年田琛和田宗鼎始抅兵,“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见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卷316《贵州土司传序》说:“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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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