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近年欧洲人口转变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并发展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中 ,却几乎还没有触及这一新情况和新理论。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 ,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 ,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 ,及其未来的走向 ,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

综合运用建国60年以来的人口自然变动以及生育和死亡转变的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聚类分析刻画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进程。时间序列聚类的结果表明,各省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变动的转变过程具有不同步性,转变模式各具特色;而多时点连续聚类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和在时间上的推移过程,以及省级人口转变趋同的速度不断加快的特点。此外,对省级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致性的比较,反映出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非一致性,社会经济发展对省级人口转变时空演变进程有一定的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口项目实施的效果与宏观政策环境

中国生育率变动的曲折有政策的原因 ,但更与政策实施的宏观环境有关 ,或者说我国人口政策对人口转变的作用随着外部政策实施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分析中国生育率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计划生育在不同实施阶段的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 ,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除了其本身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外 ,对政策执行环境和政策实施手段的充分考虑是必不可少的。我国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的提出和实行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产生与定义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曲折、艰难、辉煌的中国生育转变

从1979～2009年30年人口变动的历程来看,中国人口转变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辉煌的,但其转变的历程,尤其是生育转变的历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本文将近30年来的生育转变历程为四个阶段,从而突显了不同阶段生育水平的变化,以及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变革、生育行为以及生育政策博弈的结果。1979～1984年生育水平反弹波动,反映出严格的生育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结果是欲速而不达。1985～1991年生育高峰如期而至,显示了人口内在规律的强大威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口控制的力量。1992～1999生育率再次下降,并穿透替代水平生育率,宣告人口转变基本完成。2000～2009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势在必行。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探索—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评介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盛行于60年代的人口转变理论,是当代世界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最重要的人口理论之一。本文以现代人口转变理论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该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争论予以总结,试图为今后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提供思路。     

中国人口转变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从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和自然增长率三方面综合了我国 1990年各地区的人口状况 ,将各地区按人口转变完成程度的异同进行了归类 ,并与按生育率转变完成程度的地区划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两种地区类型划分有较大的一致性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的转变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不同点。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特征,而且还形成了由于现代化发展失去机遇而追赶时间式的“压缩性”特征。滞后与压缩是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独有的特征。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广西妇女生育模式分析

60年代以来,广西妇女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深入和完善,广西妇女生育模式逐步向有计划的控制型转变。然而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从而使广西妇女生育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仅根据1982年广西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     

超低生育率阶段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越来越多的地方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未来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以辽宁省辽阳市为案例总结区域人口转变的阶段和特点,指出辽阳已经出现"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带来了人口发展风险问题。随着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的增多,辽阳的公共财政压力已经感受到巨大挑战。人口安全要求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降低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在整个计划生育家庭中的规模和比例。未来的区域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确立的两个基本点是"优先健全人口结构、兼顾控制人口增量",不鼓励农村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尽快建立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范的社会机制和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公益救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