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发达地区的青年群体分化与利益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州 ,深圳、珠江三角洲的城乡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进度加快 ,由此引起青年的群体分化和利益变化 ,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从社会学角度看 ,广义的社会群体 ,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 ,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 ;狭义的社会群体 ,指由持续的直接的交往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郑杭生 ,１９９４ ,１８９）本文所指的青年群体 ,主要属于狭义的社会群体 ,着重分析青年中产生的新型群体以及特殊的利益需求。一、广东发达地区青年群体的分化过程广东改革开放２０…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社区参与的困境研究

当前,城市发展的促进力量之一便是社区建设,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动力,因而要促进城市发展,社区参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社区总体参与率低、参与深度不够、参与目标层次低、参与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已经成为现实,想要扭转该局面,必须对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在回归我国社区参与现状的前提下,我们以社区居民和社区两个主体作为出发点,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困境,希望可以从中找出一条社区参与在"后单位时代"的现实出路。     

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

本文重点讨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质量高度异质性背后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高度分化可以从农民工劳动技能的结构性变化、行业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差异化特征、新职业新业态所带来的职业高度分化等角度予以解释。在行业技术升级和新职业规模扩大的背景下,有效提高中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于促进我国在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

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文献的批判性梳理,本文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一个以利益契合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的比较案例予以验证。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契合程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选择支持还是限制,这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和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有关。新分析框架更强调国家在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中的策略性选择和低制度化程度,较之源自于西方的理论概念(如公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和治理理论)能更深入地揭示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实质,同时也是对本土理论(如分类控制理论)的拓展与修正。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中国都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中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之一

在都市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建立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这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但是,建立结构完整、功能齐全,并介于基层政权组织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居民委员会则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特有。那么,这种组织是怎样建立和如何发展的呢?根据笔者于1986年9月至1987年3月对武汉、天津等中国都市的基层居民组织的考察,并参照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笔者认为,中国都市的基层居民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     

我国都市居民委员会的现实状况及其问题——中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之二

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的基层居民组织——居民委员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其结构与功能究竟如何?这不仅可以通过对它进行历史考察而得到说明,而且可以通过对它进行现状分析而得到解答。     

化解城市拆迁矛盾的组织化协商——以南京T小区拆迁中的居民利益表达机制创新为例

以南京T小区拆迁中居民利益表达的创新做法为例,论证社会组织化对化解城市拆迁矛盾的作用。研究认为,组织化有助于化解城市拆迁中的矛盾,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

本文以华中地区A镇一起石场纠纷为案例,分析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讨论了目前学界关于农民维权"以法抗争"等理解模式所存在的简单政治化倾向,指出非政治化仍然是农民维权的基本特征。论文还认为,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所推导出来的农民维权的弱组织和非政治化观点虽然足以批判有关农民维权行为的激情化想象,但却有忽略转型期中国政治之复杂性和过渡性特点之嫌,其对农民维权特征的基本判断虽然表面上与激情化想象不同,但两者在思维逻辑上却存在着某种内在一致性与贯通性,本身也不自觉地陷入了"民主—极权"这一泛政治化思维陷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民利益表达之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更直接导因于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与"合法性困境"相比较,这一结构之网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塑造具体场域中农民维权行为的更加常态和优先的因素。     

城市增长管理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城市增长管理概念描述 城市增长管理的理念最初诞生于美国,并在那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政策工具.     

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基于中国城市社会的思考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城镇化率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但还处在城市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构建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城市化道路、方针、政策和战略框架的基本依据。从世界历史看,城市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也与大量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劳动者的出现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成功避免了其他国家高速城镇化过程中时常遇到的大规模城镇失业和贫困,但累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必须把握四大战略基点: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大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以及直面历史问题和化解累积风险的城市化。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保持社会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构成社会群体矛盾与冲突的基本特征;而整合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正确处理市场化背景下权力和权利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在发展阶段和转型路径的约束下,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和日益深化的市场化程度,公开、参与、平衡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重塑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方向。     

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困境与纾解策略——基于善治视角下

公民参与是善治理念下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形式,它以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和解决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目标,促进公民社会中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互利和协同治理,也有助于善治下城市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有效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针对公民参与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责任感薄弱以及公民参与的渠道不畅等困境,探求新的治理策略成为提高公民参与有效性的关键。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一个“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     

城市生态绿化项目的政府投资方式改革——基于绿地建设与房产开发商的利益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对公共产品的内涵分析表明,仅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经常会出现不经济现象;只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以上海公共绿地为例,在分析目前公共绿地政府投资方式的基础上,研究绿地建设与房产开发商的利益互动关系,探讨城市绿地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投资方式改革,提出房产与绿地联合开发建议,以期减轻政府建设城市绿地的资金压力,为实现城市公共绿地的最优投资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本文基于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上海居民制度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况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区分了教育水平和文化资本,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促进制度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化文化资本对两类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法团主义视角下的武汉工会(1945-1949)

针对多元主义这一社团政治理论预设存在的盲区,本文以法团主义理论为视角,以战后武汉工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是否具有利益代表职能及强组织凝聚力,并执行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发现,战后武汉工会不具备法团主义整合方案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其整合模式既异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又不同于社会法团主义模式。究其原因,弱势独裁的政府始终未能实现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与制度化;政府对社会的专制控制使得民间社会趋于萎缩,无法发展出充分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团体。先天的不足使武汉工会只有法团主义的形而无其神,最终无法担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困境与对策——以湖南省N市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现在我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养老服务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境,制约了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本文研究并提出了新型的服务管理社区组织的方式和方法,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形成。     

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城市管理——以杭州市为例

流动人口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不仅有来源地的不同．在职业、教育、收入等多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无视流动人口的差异和分化．在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