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振兴要求生态宜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宜居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外部行为规范,与乡土性、流动性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相结合,产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垃圾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和村庄动员能力减弱的公共性困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宣传机制、奖惩机制构成嵌入性治理机制,以重塑村庄公共性、明确治理规则、培育垃圾分类意识和规训垃圾分类行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嵌入性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嵌入性治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规则规范和治理权威型塑,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何与何为?

城乡教师轮岗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侧面,因此教师轮岗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教师轮岗制度是教育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着眼点,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可行方案.应以创新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挖掘契合点、依托"项目"等措施,实现以教师轮岗制度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景.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城乡统筹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探析——以重庆市为例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现下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作为城乡统筹建设的试点之一,在城乡统筹发展这一大环境下探析基层治理的结构,以寻找提升基层城乡统筹发展能力是极为必要的,不仅仅有利于找到重庆"三农"问题的有效杠杆,也为国家其他地区在这方面提供某些先进的借鉴经验。文章从重庆市乡村治理的现状作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该市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对于今后的治理发展提供了合理建议。     

财政自主性、民主治理与村庄公共品供给——2014年15省（区）102县102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基于对Ｓ省Ｗ村的调研

城镇化进程中,宗族势力已成为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阻力。如何消除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加强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基于对我国 S 省 W 村的实地调研,列举了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在负面影响方面的两大表现,分析了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并提出了消除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现代性下乡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使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记忆理论视域出发,厘清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特征与存在样态,剖析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归因并据此拟构乡村社会记忆复归及其重构的可行路径,进而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乡村衰落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举措。乡村精英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吸纳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洞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精英是有效联结乡村社会内外关系网络的结构洞节点,具有信息和资源优势来构建或者扩大与乡村内外部其他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村精英所占据的结构洞位置,不仅是乡村社会内部人际关系、人员组织、村务自治的关键节点,也是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政策、信息、资源等汇集和调配的关键节点。只有构建跨越结构洞的桥梁关系,促进乡村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优化乡村社会网络结构,推动多元化乡村精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才能实现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有效参与。     

“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