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乐语之教与行人专对

行人辞令 ,向以意度雍容、措辞典雅、语气谦敬、修辞繁复、表意曲折而含蓄及言必称引《诗》、《书》等特点而为人所艳称。其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 ,实与行人所接受之礼乐教育 ,尤其是乐语之教育有关。     

论张说对古体及近体诗的探索与开拓

张说作为初盛唐之交的文坛领袖,是尝试运用诗歌的各种体载,进行创作并多有所获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都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开拓,写出了一些艺术上相当成功的作品,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整个唐诗的发展起了促进与导引的作用。     

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

教坊乐语是兴盛并成熟于宋代的一种亦雅亦俗、亦尊亦卑的文体.一方面,内容上谀词颂圣,语言上鄙俚不经,音乐上大戾古乐,文体上与帖子词、青词等同样位卑名贱:另一方面,血缘上与<周礼>、<诗经>礼乐同源,宋代以来便贵为宫廷礼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翰苑词臣方能染指的尊崇.教坊乐语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语言内容等创作上的文体规范,要求人们在撰制时应得体,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惯例和破例,有正体变体之分.     

论文人词对近体诗声律的模仿、突破与回归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     

旅游宣传口号的有效性分析

目前旅游业正处于形象驱动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形成竞争比较优,各地纷纷把旅游宣传口号当做竞争的利器.由于未能认识到宣传口号的有效性,旅游宣传口号的空泛化和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文章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旅游宣传口号与旅游地品牌识别和品牌资产之间的关系,提出旅游宣传口号有效性这一命题,探讨了旅游宣传口号有效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旅游宣传口号的动态维护问题.     

整句格式广告口号的审美设计与翻译

广告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商品的营销,而广告口号的形式美对广告的宣传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汉语倾向使用整句的语言,这一点体现在英汉广告口号的设计与翻译上。以均衡美及严整美为原则,英语平衡句与汉语整句广告口号在句法、语篇结构、语义关系及修辞格式上具有共性及特点。     

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应用

北伐前后,政治宣传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了军事对抗当中,“师出有名”成为战争发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南方的国共两党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逐渐形成了一套阐释自身军政行为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并将其简化为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利用这一有效“载体”,作为宣传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敌手的重要手段.作为对立面的直、奉、皖等系亦不甘人后,也纷纷推出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口号的大规模使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但急遽演变的时局迅速陷入了口号狂热之中,政治口号的应用面临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与难题,国共两党有意识地对口号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     

奥运会主题口号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语言学倡导对语篇,尤其是对公众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主要目的是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提高对语言运用的鉴赏和批评能力。批评语篇分析的语言分析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语篇中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分类系统、及物系统、情态系统和转换系统。以1984年到2004年的六届夏季奥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研究对象,从分类系统的角度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以揭示语篇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     

戏曲武生表演技巧对表演境界的重要性分析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其充分融合了唱念做打等舞台表演艺术,通过舞台的形式将戏曲艺术的美感与特征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武生角色在戏曲表演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武生演员在实际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注重基本功训练,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注重对戏曲舞台角色的刻画,这样才能表现出生动形象的...     

执政资源建设视阈下党打造和变革标语口号的历程与经验

标语口号是我党用以唤起民众、鼓舞斗志、指引航程的政治旗帜和政治号角。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重视标语口号的执政资源建设作用,中国共产党打造和变革的标语口号始终影响着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对党的执政资源变化与其标语口号变革进行分析,可从中得出一些经验。     

在表演中增强身份的认同——评析本杰明·泽弗奈亚的表演诗歌

黑人表演诗歌植根于黑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黑人族群表达心声的特质符号之一。在梳理黑人表演诗歌起源、发展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其特征,进一步评析本杰明·泽弗奈亚的表演诗歌所体现出的白人对黑人身心的压迫和奴化,黑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诉求。表演诗歌不仅成为英国黑人真实生活的一面折射镜,更是他们获取话语权、增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艺术手段。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坚持作家的左翼立场。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     

工厂标语、口号中的隐喻变迁与现实构建

隐喻通过建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规定、塑造了人的意识形态,甚至通过改变联想视角达到重塑现实的作用。本文对建国以来工厂生产动员的标语口号进行了语料库的整理与分析,认为其中发生了战争隐喻向建筑隐喻和金钱隐喻、机器和工具隐喻向家庭隐喻的转变,表明工业劳动生产经历了从政治泛化到回归劳动价值,从苏联式的集体主义到中国传统语境下的集体主义,从阶级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转变。在隐喻建构的过程中,有生产劳动被凸显的特征,也有被遮蔽的面向。隐喻的替换与变迁,迎合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发展为纲的时代变迁,施喻者和受喻者在这一过程中启动了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协商。     

宋代百戏与元人杂剧关系考述

本文略考了宋代百戏的发展演变，对宋代百戏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并考证其对元杂剧唱、念、做、打四功中“做”功与“打”功形成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元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提供参考借鉴。     

幼儿园表演游戏指导与研究

在幼儿园游戏课程中,我们采取“玩中学,学中玩”的教养模式,既体现了儿童游戏的自由意识,又体现了儿童活动的规则意识。 表演游戏是幼儿体验和表现社会化的游戏,也是游戏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是以角色扮演为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创造性游戏,独立性、自主性、社会性、象征性是角色游戏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在表演游戏中,以它独特的具有游戏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从表演游戏的内容来看,它来自语言丰富、优美的文艺作品,可以丰富幼儿的词汇,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但它又不同于故事表演,是幼儿的主动活动,幼儿可以围绕主题增减故事的对话,发挥创造性,以表演角色的活动为满足,幼儿玩表演游戏只是追求表演的快乐,而不是以表演给别人看为目的,符合其心理、生理的需要,表演游戏对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创造性、积极的情感和对促进幼儿言语、良好的个性的发展以及美好心灵的塑造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战略口号三次变化的历史特点及经验

“民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和历史活动的主要特征。围绕着民众动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客观形势,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口号,以此作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运动的纲领。这些口号在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有三次,由此实际也形成了中国革命进程中重要的历史分界。三次战略口号的内容和特点虽各有不同,但都准确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潮流发展的趋势和主流民意的变动,因而推动了中国民众的不断觉醒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复兴起。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