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之争与中外关系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东渐而至中国后,中外之间围绕着外国公使是否觐见,以何种礼仪觐见清帝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着长期的论争与交涉,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也成为论争焦点之一。中外外交礼仪与觐见地点之争,关系中外国家地位甚重,由此可见近代中外关系的变化轨迹。     

中国以特殊形式经过了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阶段

中国是否经过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是否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建国以来理论界曾有多次论争。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引起大家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以特殊形式经过了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并未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主要理由和根据如下:     

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

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都无法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前期, 是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和接纳问题, 后期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问题。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最初选择西化模式的方向是正确的, 只是当时中国不具备接纳资本主义的条件, 选择西化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学习西方是错误的; 中国现代化由西化模式转换为苏联模式不等于必须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选择苏联模式遭受挫折的关键恰恰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现代化非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中国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学会利用资本主义。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西方议会制的本质区别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今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制度,它们之间有何本质区别呢?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中国与西方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很少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不仅对两者的区别不甚明确,而且还有人认为我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性质相仿;我国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府和最高法院的关系相似,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关系。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对我国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曲解,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必然破产的命运

<正> 近几年来,曾广泛流行一种所谓"补课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太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退回去重新搞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而当务之急,就是参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我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即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严肃而实际的:是不是我们的先辈们缺乏足够的智慧而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妙"?是不是"用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这一"治国方略"直到今天才被人们"发明创造"出来?中国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在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偶然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社会主义:正确的选择,伟大的实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行了40多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时至今日,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西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在进行着;在一部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当前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科学回答的问题。     

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

冯桂芬是活动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舞台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如同其他各阶级经济思想代表人物一样,都必须对这一历史时期三个根本性经济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些带根本性的经济问题是:外国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剥削、奴役的问题;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中国近代的各种经济思想派别和形形色色经济思想的不同倾向,实     

马克思"跨越"设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指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并且在中国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思想 ,他特别指出要用科学态度对待资本主义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中国不能也不会走向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并未中断

苏州大学王翔副教授在其《挣不脱的锁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一书中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的发展并没有中断。 王翔说,人们以往认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手工业中,已孕育着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有如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丝绸业中的重要生产经营组织——“账房”,就是一种典型形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道路,使它难以幸免。王翔认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中断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行业可以是这样,如踹布业、刨烟业;但也有一些行业则未必如此。他提出,在鸦片战争后江南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则逐渐发育成熟,并从20世纪初年开始逐渐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     

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难抉择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悖论,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大概要算发展资本主义的两难抉择了: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和促进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除了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又决定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发展资本主义绝无光明的前途。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笔者想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家产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斯·韦伯笔下的中国“家产制”浅析

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萌而不发、未能兴起的原因,马克斯·韦伯曾经作过全面的讨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还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都是他探寻这一命题的角度。论文试图在制度层面,从中国式的“家产制”出发,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探讨“家产制”的传统型统治对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影响,进而揭示家产制对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阻力。     

试论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利用资本主义的适当发展以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而使中国社会顺利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显然不够成熟,结果导致半途而废。究其历史局限性,主要在于:利用资本主义构想与过渡时期的模糊认识之间存在矛盾;利用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存在缺陷;利用资本主义构想与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之间存在冲突。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     

论中国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史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对于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中国化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同西方国家相比也具有一般性,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对于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必须以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一般性。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阶段看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 19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2 0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阶段 ;三是 2 0世纪下半期的后帝国主义阶段。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 ,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清末 )———全盘西化 ,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民国 )———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 9— 1978)———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 (1979— 2 0 0 4 )的过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是发展变化的 ,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 ,并且可以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去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两议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探索,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然,即使是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还远未达到尽头。本文提出了两个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问题,并且认为弄清这两个问题,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有助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萌芽状态的或最初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大多数史学工作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超过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 ,其积极意义是大大促进和开拓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其消极意义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以及根据某些经典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斧削和牵强附会的论证。主要从 195 0年代展开的这场大辩论 ,一开始就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即绕过大前提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直接讨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基本的概念和理论都没有搞清楚 ,结果出现五花八门的“萌芽论” ,有的结论在时间上竟然相差两千多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学术史的反思很有必要 ,也很有意义。其中 ,从中西对比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我们至今仍被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所困扰。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我国新的运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国家资本主义:一次是五十年代对资改造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次是新时期对外开放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两次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情况大不相同,但都是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论大革命时期廖仲恺的社会主义思想

<正>虽然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并将他们的民生主义也当作社会主义,但是廖仲恺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主要是在大革命时期发表的。本文拟就这些思想观点作些论述。 一 大革命时期,廖仲恺之所以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决非偶然,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已暴露出种种弊端。大革命时期,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已暴露无遗,如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手工业者破产和经济危机等等。“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正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弊端中获得警觉,认为以后的中国不应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纾商力、挽利权、重视商办企业主张述论

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左宗棠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中,他针对传统的“抑商”观念而提出“纾商力”的主张;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强调“挽回利权”;他在处理兴办近代企业是采用官办还是商办这一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时,虽然不完全排斥官办,但更重视商办,从而使其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